寻找托尔斯泰的翅膀（上）

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翅翼笨重的人。他们在下层，骚扰着。他们中间亦有极强的，如拿破仑，他们在人间留下可怕的痕迹，播下不和的种子。有让他的翅翼推动的人，慢慢地向前，翱翔着，如僧侣。有轻浮的人，极容易上升而下坠，如那些好心的理想家。有具有强大翅翼的人……有天国的人，为了人间的爱，藏起翅翼而降到地上，教人飞翔。

――托尔斯泰日记·1879年10月28日（傅雷译）

1

“可以打开它么？”我问罗曼诺夫。

“请便。”罗曼诺夫是图拉国立托尔斯泰师范大学哲学语言系主任，他刚从书架上取了1880年版的《安娜·卡列尼娜》，轻放在桌上，上下两卷。

纸黄，书脊开裂，硬皮封面从前大约是深蓝色。别致之处：封面上有一帧银色的浮雕小画，一个农夫在近处收割，两个猎人在远处举枪。

▲1880年版的《安娜·卡列尼娜 》及其他 （姜晓明 摄）

这是一栋建于十八世纪的楼，三层半高，狭长筒子楼样式，入口处石牌上刻着：1860-1880 托尔斯泰在此 古典中学――当年托翁创办的一系列男校中的一所，现在是师大的一号教学楼，历史系所在地。这间陈列室里，有他早期的作品，教学参考书，发表在《斯拉夫词语报》上谈教育的文章，为孩子们编写的识字课本，还有一些跟男童的合影。罗曼诺夫说，第一年招了15个孩子，都是附近贫家子弟，免费来上学，托尔斯泰还给他们发了新鞋。

两小时之前，在师大本部，俄语教研室主任拉伊莎告诉我，她女儿6岁的时候，就是读托翁编写的一本字母表（书名谐音叫“西瓜”）开始学俄语的；这字母表当地人用了一百多年，也流传到很多国家。

“他不仅是文学家，还是真正的大教育家呢。”拉伊莎热烈地说，“我们学校有几位老师是跟托尔斯泰有血缘关系的后代，听他们说，从前托尔斯泰教课的时候，孩子们根本不会走神，也不会离开，全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被他讲的故事迷住了。”

识字课本里有老鼠、臭虫、苹果树；有海船、爱斯基摩人；有当时的新发明火车和电；有伐木，还有许多打猎的故事。有一篇讲到普加乔夫（18世纪中期俄国农民起义领袖），但普加乔夫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地主老爷们战斗，没讲。篇幅最长的是《高加索俘虏》（普希金有同名诗作），讲车臣山民和一个俄罗斯军官的故事（托尔斯泰在参军时几乎被车臣人俘虏，当时被俘的军官家庭都用重金赎回亲人）。课本里也有算术和教师指南。

在《论国民教育》里，托尔斯泰说，这不是识字的问题，是人们想用哪种文明教育孩子。

托翁当年创办的男子中学 （姜晓明 摄）

2

“在俄国，图拉＝托尔斯泰。”国立托尔斯泰师范大学校长弗拉基米尔·帕宁说。

我们是在一个下雨的早晨从莫斯科经M2高速公路（不封，也不收费）到达图拉的，行程约190公里。出莫斯科州进图拉州时，望见OKA（音aga）河，伏尔加河的一条支流，在细雨中青着脸，凝露满裳流向古城梁赞。向导说，过了图拉，经奥廖尔（鹰城，屠格涅夫出生地）、贝尔格莱德（白城），过边境，就是乌克兰的哈尔科夫。

车泊旅店门口，我打开车门透气，从反光镜里望见几个撑伞人从车后面走来，走进镜面，又走出去，有点魔幻，忽然想起列宁那篇著名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帕宁是一位出生在图拉的物理学家，导师是俄罗斯科学院非常有名的院士，5年前荣任师大校长。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普京的肖像，是比较罕见的带笑的普京。他对现任总统评价颇高：“为人民做了不少实事。”学校花园里，托尔斯泰雕像后面的游泳馆，就是普京上任后拨款修建的。

帕宁的父亲从前是图拉一个剧院的经理，特别喜欢托翁作品，剧院经常上演根据这些作品改编的戏剧。帕宁读过三遍《战争与和平》，还记得那些动辄二三十页的风景描写。今天的人还读得进这些漫长的小说么？他笑了：至少我们学校人文专业的学生会精研这些作品；今天这所大学，还有托庄里的学校，都是托翁的遗泽；对图拉人、俄国人而言，托尔斯泰就是一个精神支柱。您从他的书里读出了什么？他又一笑：生活要过得幸福――说实话，我们的幸福感从来都是不够的。

副校长的秘书跟托翁同村，她建议我们去托庄时留意售票处那栋小房子，那是托翁创办的波良纳小学校的原址。

3

“你生在哪里？”

“生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皮沙发上。”

托尔斯泰爱玩问答游戏，他的大家庭里有好几本记事本，汇集了几十年里各种问与答。在女儿塔季娅娜保存的那本里，这是打头的一问。

雅斯纳亚·波良纳，“明亮的林中空地”，本是福尔恭斯基亲王的领主宫堡，经托翁的母系传到他手里。瞿秋白1922年来过，管它叫“清田村”。进村的路不平，一路芳野，让人想象170多年前――14岁的托尔斯泰从这里往喀山大学去，马车上还坐着一个名叫瓦纽什卡的少年，13岁，是姑母赠给他的贴身亲随，半友半奴，一生为他递茶水送毛巾，用法语与主人交谈，偶尔用粗放稚嫩的笔触为主人抄写手稿。有一回，从喀山回波良纳，在颠簸的马车和打尖的农舍里，托尔斯泰读完了大仲马八卷本的《基督山伯爵》。

这条土路也迎来过他的新娘。六匹马套着一辆全新的旅行轿车――托尔斯泰用版权费买的――从克里姆林宫里新娘的娘家接了公爵小姐，马蹄得得往波良纳去。索菲娅缩在马拉轿车里，哭成泪人。第二天，托尔斯泰的哥哥谢尔盖等一众亲属站在庄园深处门槛边迎接，谢尔盖手里捧着一盘面包和盐。

在这条路上，我看到真正的黑土，黑得发亮。禁伐区和部分鹿砦（从前贵族庄园的防御地带）的橡树葱翠欲滴。路边是青青黑麦，远处是闪着白光的桦树，更远处是绿色森林，后面刷着亮蓝色的天空。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常有密密的幼林：菩提、槭树、梣树、榛树、绣球花树，树林里有貂、獾、野兔、狐狸和野山羊群出没，麋鹿游来荡去，用大角折断挡路的树枝。

托庄里磨镰刀的农夫 （姜晓明 摄）

穿过一对白色圆柱形门楼（像头上顶着片荷叶的大号岗亭），就进了托庄。左边是个大池塘，“静穆而华丽的”。百多年前，托尔斯泰夏天在这里垂钓、游泳，冬天孩子们在这里滑冰。托尔斯泰筋骨强健，年轻时，躺在草地上一只手能举起一个大个子士兵，他骑在马上像哥萨克人，他游起来像一条鱼。

瞿秋白在清田村听说，当年革命怒潮翻涌，少壮农民哄哄欲动，要强分托翁的财产田地；老年人念他的遗德，不忍动手，是中央政府派员保护了这片300俄亩的庄园。托尔斯泰一生传布“毋抗恶（不以暴力抗恶）”，过世不过4年，硝烟弥漫欧洲，德国人占领了托庄，砍掉大片林地。池塘一边，主路近旁，我们正流连的这一片白桦林，是1930年代斯大林下令补种的。这旧时代的俄国，这贵族残梦，得以留痕。

换了粗布鞋套进屋，进到托尔斯泰住了五十多年的屋子，经过他母亲陪嫁来的戈尔恰科夫家族的大座钟（今天仍在报时），穿过宽敞的宴会厅，终于瞧见德高望众的沙发。这是托尔斯泰的书房，书桌已用玻璃罩子罩上。美丽的讲解员举着当年托翁写作的照片说，在全家所有物品中，他最钟爱这张皮沙发，它像一只木筏，载着主人渡了82年。

从前，这张沙发蒙着绿色的上等山羊皮，后来换上黑漆布，现在已经绽开几处口子。弯扶手是橡木的，钉子带有镀金的钉帽。八条腿，三个抽屉，用来存放不想给某些亲人看的手稿。三个靠枕代替了靠背，沙发两头各有一块活动木板，可以放书。除了托尔斯泰本人，他的三个哥哥和大部分孩子都在这张沙发上出生。他赞叹过妻子坐在沙发上的样子，并写下来：索菲娅穿着一套深藏青色束腰裙，那是婚后不久她常穿的。

书架上，放着许多辞典，其中有布洛克高斯和叶夫朗的百科辞典，托尔斯泰在上面做过眉批，用的是铅笔，笔道极细。书架上还有《圣经》，老子的《道德经》。他晚年跟甘地、林纾（琴南）、辜鸿铭通过信。托尔斯泰最后是从这个房间出走的。它从前寒碜，愁闷，现在素净。它跟他，曾经朝夕相处密不可分。有位作家（是茨威格？）在房间里站立良久，端详每一件东西，说是看出了它们的情绪――因为被主人遗弃它们都想一死了之。

4

古色古香的镜子，代替当年两架大钢琴的三角钢琴，出自农奴画家之手的风景画，从克拉姆斯科伊（俄国现实主义画家，巡回画派组织者，著名的《无名女郎》出自他手）到列宾为托尔斯泰画的像。

《在庄园里耕作的托尔斯泰》 列宾 绘于1887

他的面容像繁茂的丛林，可每一条通向密林深处的路都被堵住，他好像隐身在那部如老树根须般伸展的大胡子后面。在日记里，他为嘴唇上边的八字胡左边一撇长得比右边一撇难看而不安，他曾把自己的眉毛剪短。

小时候他叫廖瓦，敏感，爱哭。他5岁时的照片：浅色头发，灰蓝色眼睛，固执的嘴，红润的脸蛋。他穿手织的白色线袜，还有耳聋的鞋匠缝制的带丝花结的鞋子。奶奶从前的金鼻烟壶，父亲的无跟软皮靴，餐桌上家织的宽大桌布，历历都在。从前，饱经风霜的农奴会指着谷粒说：只要功夫深，粒粒磨成粉。从前，每缕炊烟都从熟悉的茅舍里升起。

童年的餐桌上通常有：稀饭、烤土豆、芜青、黄瓜鸡、带有酸奶油的乳渣、油炸馅饼和薄麻花。老爷太太们背后站着仆役，他们过去是外祖父家已经解散乐队的长笛手、双簧管手、提琴手和鼓手。他的家庭教师，从姑母，到一个德国人，再到一个法国人――那时候的贵族青年，被教导务必留意自己的法语发音，把指甲修剪干净，戴上手套出门。

托尔斯泰的俄罗斯心灵，同欧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法国和英国。他的《战争与和平》里，有大量的古法语、古英语和从那里来的俄语音译。罗曼诺夫送给我的《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文字背后――小说中的生僻词难词学习词典》，汇集了旧俄军官的肩章穗带、剑柄、羽饰、奖章、高筒皮靴，猎犬和驯犬师；玛祖卡舞、女式风帽和家居长裙；还有从彼得一世到亚历山大三世的皇帝花字……几乎是一本旧朝人类学小册子。

他在16岁读了格里戈罗维奇的《猎人笔记》和《苦命人安东》，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18岁那年，他在总管那里抓到一本书，读了个通宵，那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本诗体小说来得正是时候，它遇到一个已经读了不少而且正在思考的年轻地主。它让他明白，周围的一切，不仅可以描述，而且可以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塔吉亚娜、连斯基的感情背后，有着严肃的人与人的关系，人心仿佛以俄国地图为背景，潜入俄国历史。28岁，他爱上别林斯基的作品……

罗曼·罗兰说，俄国文学是在希腊的树干上长出来的一根侧枝，最早的种子是公元10世纪末从君士坦丁堡飘过来的，和东正教的信仰一同落在俄国的土地上。俄国文学为托尔斯泰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他开过一份滋养过他的书籍目录，里面有《圣经》，阿拉伯童话，俄罗斯壮士歌，荷马和歌德，卢梭和斯泰恩――在高加索的村子里，他逐章翻译过劳伦斯·斯泰恩的作品。卢梭和斯泰恩代表一个时代，人们从国家、中世纪的陈腐学问和理性主义里走出来，开始对内心生活感兴趣，开始认为家庭里的谈话、商业利益、遗产收入、跟妻子的争吵是更重要的事情。

托尔斯泰有一个《人们为什么写作》的片断传世。他写道：人们写东西是为了有人读它，人们阅读是为了幸福，为了幸福就必须拥有美德，而美德就是让强烈的欲念服从理性――这简直还活在18世纪。在成长的早期，托尔斯泰就把底下的文化层翻了上来。

他在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虚度了两年，转到法律系，遇到了梅耶教授。教授给了他一个题目：比较叶卡捷琳娜的《训谕》和孟德斯鸠的《法意》。这吸引了托尔斯泰。他在乡间读二者的书，感觉一个广阔的空间在内心打开。他写道：“我开始读卢梭的作品。我抛开了大学，正是因为我想学习。”

梅耶对托尔斯泰有几句点评：“今天我考了他。我发现他压根儿就不乐意学习，这很令人惋惜。他有一副表情如此丰富的脸庞，有一双那样聪慧的眼睛。我敢肯定，只要他有善良的愿望和独立自主的精神，他会成为一位卓越的人物。”

托尔斯泰的意志力就是在喀山读大学期间被自己推动着培养的。他把自己当作一块黏土，想捏成他想要的形状。他本迷恋牌戏赌博（有一次赌了两天两夜什托斯牌，输掉祖产中的一整座房子），虚荣心强，有点好色，从那时起给自己订立行为准则，规定怎样打牌，怎样对待妇女，怎样走进上流社会的客厅，怎样读书――虽然并非时时遵守。他把自己当作学生，出题，打分，这样持续了好几年。

读完卢梭的全部20卷著作之后，他感到“我自己便会写出这些句子”，他变成一个为难自己的人，随时随地引咎自责。他在脖子上挂了有卢梭肖像的圆形颈饰，学会了分析自己的内心并将它们和盘托出，那是多少世纪以来人们缄口不言的东西。自我分析是紧张的，说出自己的可耻却慢慢流畅起来。在卢梭看来，说出它们，就能克服它们。后来，这似乎变成文学的一种套路，以彰显内心真实，但作家的生活，从来是另一回事。

19岁从喀山大学退学，托尔斯泰带着一个宏伟计划回到波良纳，这份祖产现在是他的。他在书房里放好那张带铜钉的绿皮旧沙发，在室外安了体操用的单杠，在桌上摆好行为守则，开始学习包括英文、拉丁文在内的六门外语，并制订了一个两年学习计划，从医学、历史、地理、数学、音乐、绘画到农业，许多项目完成了。

托尔斯泰的书房

他在庄园里尝试改善农民的生活以及和农民的关系，没人信他，没有进展。他在莫斯科放荡了一阵子，很快厌倦，1851年跟随大哥尼古拉从军。

他是走去高加索的，走了40天，在那里待了2年7个月，为沙皇同车臣人作战。十年后，写出《哥萨克》。在军营里，他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童年》（24岁），寄给当时最出色的杂志《现代人》，附上退稿的邮资。《童年》飞快出版，书报检查官删削了一些，比如父亲不许她结婚的家中女农奴的故事。他结识了《现代人》杂志的同仁，车尔尼雪夫斯基，并和屠格涅夫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包括翻脸和差一点决斗。

说起来，屠格涅夫跟托尔斯泰有缘。托尔斯泰的岳父贝尔斯医生年轻时跟屠格涅夫的母亲在巴黎逗留过两年，结果是女方生了个女儿。托尔斯泰最小的妹妹玛丽娅爱上过屠格涅夫，很让哥哥烦心。两位作家一起去过第戎，屠格涅夫写道：“（托尔斯泰）简直就是坐在壁炉的熊熊火焰上，全神贯注地工作着，一页接一页密密写着。”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鉴定：“说真的，巴黎同他的精神体系压根儿不合拍；他是一位怪人，我迄今尚未碰到过这样的人，他是诗人、加尔文教徒、宗教狂和大少爷的混合物，有点像卢梭，但比卢梭正派――他是一个道德高尚，同时又不讨人喜欢的人。”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被称为“现实主义艺术大师”，著有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

在巴黎，托尔斯泰看到了断头台前的行刑。跟高加索的战争场面相比，这些精巧的杀人机器更令他厌恶：看热闹的人群在叫，一位父亲在向女儿解释其中的机械原理……他飞快离开巴黎，往日内瓦湖畔的克拉伦村去，那是卢梭喜爱并流连过的地方。《新爱洛绮丝》里那些地点景致，他早就烂熟于胸，他在检验自己的记忆力。

托尔斯泰踏遍阿尔卑斯山。他的瑞士游记是一部优美的散文，状物抒怀，对大自然没有那种滥用感情的狂喜，只是“感到非凡、幸福、纯净的春天气息”。这一路上，他思索的主题是：人不能老是惦记自己。这也是他和卢梭的区别――虽然他们都是思想反叛者，如克里斯玛般诅咒堕落的文明，但卢梭始终处在一个向内的自我封闭的系统里。这是两颗不同的心魂。

托尔斯泰从日内瓦湖畔回到波良纳，带回对农民的新态度。他想的不仅是教孩子们识字写字，而且想跟他们在一起，摸索一种教育人的新制度。这也是旧俄国行将崩溃的时刻，是农村改革的前夜。列宁在《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中写到：

这个古老的宗法制的俄国，在1861年以后就开始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影响下迅速崩溃了。农民忍饥挨饿，大批死亡，空前破产，他们抛弃了土地，跑到城市里。……托尔斯泰极其熟悉乡村的俄国，熟悉地主和农民的生活，他在作品里对此描绘得这样出色，使这些作品列身世界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旧俄国一切旧基础迅速、激烈、急剧的坍塌，加强了他对周围事物的注意，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

列宁曾对高尔基说：在这位伯爵之前，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

5

年轻的伯爵在破败的大房子的侧屋开办了一所学校，雇用了11名被莫斯科大学开除的学生当教员，这是拜赫尔岑点拨。回乡前，他在伦敦郊外的普特涅拜会了赫尔岑，两个人讨论了俄罗斯的现状和未来，十二月党人的主义，信仰，制度，农奴解放敕令，还有斗鸡。他还听从赫尔岑的建议，到布鲁塞尔拜访了蒲鲁东，后者当时正在撰写《论战争的权利》。赫尔岑的论文《战争与和平》已经再版，涉及霸主专政、未来战争、领袖和人民，以及决定历史的一些意识，它奠定了托尔斯泰未来长篇巨制的思想基点。

150年前，托尔斯泰创办的男校里，铸铁楼梯还在，扶手上的黄铜圆球已被摸出柔和的光晕。 （姜晓明 摄）

《十一月和十二月中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是托翁的手笔：

台阶上屋檐下挂着一口钟，钟锤系着绳子；楼下过道里放着体操用具“老爷”和“河”；楼上过道里放着一张工作台；楼梯和过道里有踩上的雪或烂泥；课程表挂在过道里。

乡间的人起身时还掌着灯，学校的窗口早已透出灯光。打钟后半小时，在雾里，雨里，或秋天的斜阳里，三三两两，或是一个一个的黑色身影出现在小岗上（村子和学校中间隔着一道小山沟）。

他写学生的样子，写他们打架。在他看来，打架从根本上来说，是公正产生的地方。他给孩子们讲高加索的强盗、哥萨克，1812年的抗法战争，还有哈泽·穆拉特（过了40年，才写成中篇同名小说）。孩子们簇拥在他周围，拉着他的手。

他用工笔式的描写记下了其中两个颇有写作天赋的男孩――

费季卡穿着一件崭新的镶着黑色皮边的白色短皮袄，深深坐在圆圈椅里，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一手托着头发浓密的脑袋，另一只手玩着剪刀。他那对乌黑的大眼睛闪烁着一种不自然、然而是大人气的严峻光芒，望着远处的某一处。他不自然的双唇拢成一副准备吹口哨的样子，显然正在把他想清楚了并想说出的话咽回去。

谢姆卡站在大写字台前面，背上有一块白色的熟羊皮补丁（村里刚来过裁缝），宽腰带已经松开，披散着头发，正一行一行、歪歪扭扭地写字，笔不停地蘸着墨水。

托尔斯泰鼓励他们写作，在指导他们写《匙子喂人饭，麦秸刺人眼》（挑选谚语出题作文是老学校的老办法）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孩童的天成。“我朦胧觉得，我罪过地通过偷看蜂房中蜜蜂背着凡人目光进行的工作。我觉得我败坏了农家孩子纯洁而原始的心灵。”他再一次向卢梭致敬：“人生而完美，卢梭的话像钻石一样坚硬而真实。人呱呱坠地之时，就具有和谐、真理、美和善的原型。”

他之所以张罗教育，是因为以此能改造几十或几千个人的生活，从而接近改造世界的目标。生活必须得改造，在《论国民教育的意义》里，他写道：“当你把一根已经弄散的绳线穿过针眼，你拉得越多，穿过的线绳就越少。必须将绳线退出，重新捻成一股后再穿。”他想把世界重新缝起来。

他用的捻子，是古典意义上的爱，博爱，上帝之爱。在1909年写给甘地的信中，他说：

我阅世愈久，尤其在此刻明白感到日近死亡的时候，我愈需要表白我心中最强烈的感触，我认为重要无比的东西――无抵抗主义，实在只是爱的法则的教训，尚未被骗人的诠释所变形的学说。爱，或者以别的名辞来沟通人类心魂的渴望，是人生唯一的、最高的法则。

在旧时代，人们通过栅栏，房契、婚契、遗产和世俗之爱捆绑在一起，托尔斯泰写过自己在襁褓里被捆绑的感觉（《我的生平》），他一生都想摆脱这些捆绑。他内在的矛盾是希腊悲剧式的，他想要的自由多过纵马驰骋。

每逢冬夏，他常早起工作，喝咖啡，随后走进院子，一手抓住马颈上的马鬃和缰绳，踏上马蹬，一腿跨过马背，灵巧上马，骑行10到15俄里，纵马越过沟壑，跳过小溪，在密林中穿行。在为孩子们写的《霍斯托密尔》里，托尔斯泰写透了马：老马和小马，雄马和牝马，贵族血统的马和普通马，马和马夫，马的生与死，作为“私有物”的马。屠格涅夫读后说，托尔斯泰从前肯定是匹马。另一个朋友说，骑在马上的托尔斯泰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男子。

这所大房子里有多少伯爵骑马牵马的照片啊――眼前这一匹坐骑，叫zilia，领袖的意思。跟“领袖”照完这张相两年后，骑手死了。

出了主屋，经过一个掩在灌木丛里的小石碑，上面刻着：这里是托尔斯泰出生时房子的位置。又经过两株依偎缠绕的参天白杨（托庄人叫它爱情树），便到了马场。滚滚黑云正压在栅栏上方，每一匹被牵出去的马因而有了悲壮的神色，仿佛要上战场。它们张着大鼻孔对着人喘粗气，看你，又不在看你，然后甩着马尾，晃悠着两扇结实的屁股，以一种超模永远学不会的步子前进。我忽然有点明白伯爵为什么一生爱马――一群多么憨灵的位移者。马夫们的表情接近忧心忡忡，问他们牵马去哪里，指指不远处的马舍。马舍一长排，前面有鹅群在踱步，橙色的嘴与掌，漂亮极了。

托庄的马和马夫 （姜晓明 摄）

19世纪的苹果园还在，园里的小伙子跳上拖拉机突突突往庄园大道上开，笑容是21世纪的。有个穿黑胶鞋的农夫，花白胡子，戴着老花镜正磨他的大镰刀。他脸上那种平和静穆是主人才有的，平静得令过客不敢打扰。

托尔斯泰熟悉所有的林中小径和庄园大道。他把道路称作大世界，是看农人的地方。他的笔记里，记着许多道路旁边的谈话。他还亲手设计并造了一架《一个地主的早晨》里提到的脱粒机，在乡亲们面前示范。机器轰鸣着，却没有打下谷粒，农民都笑了。

瞿秋白在“清田村”时，被领到当地农户家里喝茶，主人忽道：我是托尔斯泰初办学校里的小学生，我还会算加减乘除呢。被问从前逸事，主人说：那又怎样？托尔斯泰在世时，我们去总还有许多书，我们得了读了，又卖几个钱；要帮助却难了，有熟人去，一块两块卢布，平常三角五角。女主人边倒茶边咕噜：托翁自己是很要帮助人的，都是他夫人横在中间……

到托尔斯泰那里求告的穷人不单是从道路上走去的，还有爬去的，比如德米特里·楚古诺夫。“（他）第二次爬来。他的双腿已经萎缩僵硬（因为砸石子坏了腿）。他像昆虫一样爬着……我正喝酸牛奶，想躲开。”还有，得了黄疸的一家之主，得了乳腺炎的农妇，采浆果勉强果腹的女孩子们……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乐于同如此多样的人交谈。1881年10月全家搬到莫斯科之后，他参加了全俄人口调查，夹着公事包和登记册出入各家。他热爱观察人，分析生活。从一生的日记和通信来看，大概有几十万人的命运在他心中穿过，就像从陆路、海上、天空中来。

1886年5月4日，他给妻子写信谈饥荒，谈农家孩子晚上不吃面包就上床躺着，而食物救济不过是杯水车薪。究竟该用什么来救助呢？

惟一能用的是善的生活。整个的恶不是因为财主向穷人诛求，这是一小部分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人们，不管家财万贯、中人之家，还是贫无立锥，都像野兽一样活着。人人只为自己活着，人人都在蹂躏他人。由此产生了不幸和贫困。

他同意私有财产是一切恶的根源，他对“历史虚无”的同情也导向无政府主义――“俄国人是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知道农奴必须解放，不然暴动或革命就在眼前，但作为地主和贵族，他也害怕革命。革命会革掉他的土地。他寄望的善的生活，由《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代为说出：土地必须是公有的，它和水、阳光、空气一样都是上帝的财产，不能被私人拥有或买卖。村社（община）的和谐，建立在人对上帝的信仰和对他人之爱上，它会反过来促进个人的道德完善和灵魂救赎。这幅农村乌托邦的蓝图是借基督之手绘就的，跟百年前苦苦思索的哲人笛卡尔、卢梭、康德一样，所有的难题最后都奉还给上帝他老人家。

在他看来，“宪法和议会妨碍了俄国人精神的成长”，这无政府的主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家中很流行。他在《战争与和平》中解析了俄国人的精神：质朴，虔诚，镇静，悲观，在注定的命运面前低头服从――“俄国人会以一种勇敢无畏的精神死在长官命令他死的那个地方。”于是，他又回到上帝跟前，默念基督的教训，反对分工，反对文明，反对国家，歌颂农耕劳作，颂扬淡泊克己，赞美“毋抗恶”。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列宁在托尔斯泰八十寿辰写的。这篇文章第一次将一个贵族和一场他本人其实完全不理解的革命联在一起。在列宁看来，托尔斯泰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既是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作品的天才作家，也是愚蠢的信仰基督的地主；既是社会谎言和生活谬误的洞察者，也是一个整天喊着道德自我完善的说教狂；既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沙皇残暴统治的批判者，却软弱地提出“不以暴力抗恶”的主张；既是高超的现实主义者，又是不切世情的乌托邦幻想家。但是，尽管托尔斯泰提出了一些关于全人类救赎的可笑主张，却真实反映了革命前夜俄国千百万人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许多农民在革命中的表现，正是出于托尔斯泰精神的感召。

同一年，托洛茨基也写了一篇《托尔斯泰论》。在过去的两年间，我读过五六遍。显然，托洛茨基更懂文学，和革命的本质。它是这样开头的：

托尔斯泰已到了他的八十寿辰，在我们看来，他现在好像是从死灭了的时代中留下来的一座生满了苔藓的老岩石。

它是这样结尾的：

事实上像托尔斯泰那样违反了自己的意志，被历史残酷地利用过的人，在著作家中很难举出第二个来。……

如果托氏不同情于我们的革命的目的，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历史不要他了解它的道路之故。

我们决不因此便来攻击他。我们要永远赞美他，不仅赞美他伟大的天才，实则只要艺术本身一日不灭，这伟大的天才也是一日不死的，而且还要赞美他的不可制服的道德的勇气，这勇气不许他留在“他的”虚伪的教会里，“他的”社会中，“他的”国家内，这勇气又判定他即便在他的无数赞颂者中间，他依然是一个孤立而不得人了解的人。

（来源：本文首刊于《289艺术风尚》2018/7-8月合刊，原标题：《从图拉到托庄，寻找托尔斯泰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