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苏伟×魏然:我们是阿西莫夫未来世界之树上的蜂巢

“我们跟树的关系,我们的这个小格子和蜂巢另外的格子之间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是新的全球主流价值试图让我们去忽略,而我们的生命事实不容我们忽略的东西”

责任编辑:周建平

苏伟、戴锦华、魏然在展览的开幕式上对谈 图 / 中间美术馆提供

(本文首发于2018年12月31日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跟树的关系,我们的这个小格子和蜂巢另外的格子之间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是新的全球主流价值试图让我们去忽略,而我们的生命事实不容我们忽略的东西”

90年代以来的艺术与主流价值

近年的艺术研究,倾向于把当代艺术的话语和生产放置在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多维参照系里考察。在北京中间美术馆举办的“想象·主流价值”展览中,人们可以瞥见从1980年代末绵延至今的文艺创作与各种话语、机制、潮流、风格之间的复杂关联。

展览于2018年11月18日开幕,至2019年3月结束,策展人为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和中间美术馆高级策展人苏伟。透过剧场、纪录片、电影、网络文化与亚文化、文学、思想论争等形式,文艺展现出自身所处的位置、角色和价值,也彰显着主流价值体系的多元形态下的共生空间。

1990年代市场发轫,商品与消费主义进入大众现实。文化作为一种快消品成为风尚,中国的波普艺术应运而生。具有轻松调侃意味的表现词汇开始出现在新生代艺术作品中。

80年代的前卫艺术家们对哲学问题的兴趣和理论阐释,以及诸如“大灵魂”“拯救”等词语,均不再时兴。在艺术创作中,对集体主义和社会集体目标的追寻,以及沉重、深度与茫然情绪,被虚无和戏谑所解构;历史问题被悬置,愤怒、浪漫、意义感、理想主义和英雄色彩烟消云散,普通、偶然和平庸的无聊感进入艺术的表现主题。自嘲和无所谓的世俗痞子文化,在这失落的一代弥漫开来,成为艺术批评家栗宪庭笔下的“玩世现实主义”。

在文学领域,一些小说的发表、传播、评价和引申为众人瞩目,引发了文化论争,折射出彼时复杂的文化现象和冲突。对王朔小说创作的争议、对王小波的评价一时涌上风口浪尖。

无论是在文学创作、影视作品还是前卫艺术中,世俗化现象、都市日常生活、人的生存欲望开始代替宏大叙事和重要社会问题,成为新的母题。在人们的嬉笑怒骂中,“泼皮”“调侃”的玩世生活观念、王朔式的恣肆,沉淀为一种新的精神生存状态。

1988年被中国影视界称为“王朔电影年”,王朔的四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轮回》《大喘气》登上银幕。在90年代初热映的《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海马歌舞厅》等电视剧集和情景喜剧里,市井智慧、底层生态和灯红酒绿光怪陆离。对新旧都市的想象和现代化进程下的全球流散等在这一时期的影视作品中也有所表达。

记录与写实成为一种不约而同的载体选择。90年代初,在孤立零散的场所,观念艺术和录像艺术(video art)开始成为一种艺术景观。照相式的语言方式和照相写实主义作品,出现在1990年中央美术学院建院40周年的教师作品展中。

然而,“拥有先进的摄录编设备的国有电视台与实验艺术无法产生关联。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足够经济支持的艺术家制作作品的方式都是地下的,他们往往依靠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进行私下工作。”(《20世纪中国艺术史》)

但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和文化转型中,在商品经济和个体经营暴富的冲击中,这种体制内外、官方和民间的分割不再分明。

央视1993年开播的《东方时空》,被广泛认为是第二轮电视新闻改革开始的标志,通过严肃的新闻视角聚焦社会热点、时政要闻、百姓日常,并带动了电视制作体制的变化。富有开拓性的制片人负责制、“主持人制”和“第二用工制度”等在此试炼。栏目全部使用社会资金,由栏目制片人选择雇佣制作人员。

《东方时空》的参与创办者多是纪录片导演出身。90年代&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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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吴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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