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腐：百份贪官悔过书里的门道

2016年12月29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东方IC/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月10日《南方周末》）

上海社保案的关键人物、时任上海市劳保局局长祝均一：我的质变时间大约是在50岁左右。大部分领导干部在这个年龄段都有一个个人发展“结构封顶”的心理阴影，而我对自己的提升不得志有着强烈的不平衡心态。

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就是在中央纪委对我的问题进行初核调查的2000年7月，我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仍然把组织监督放在一边，收受各类人员礼金、贿赂一百余万元。

在篇幅上，级别越低的官员，悔过书的篇幅往往越短，到乡科一级的官员，犯罪行为大多并不复杂，也不会在悔过书中过多追忆往昔荣光和曾经取得的政绩。忏悔，是落马官员从被调查到入狱后几乎每个环节中必经的程序。也许是在纪委调查期间，也许是检察院侦查期间，也可能是在法院审理期间、监狱服刑期间。

“虽然自己来日无多，以后也不在党组织了，但我从内心里永远感恩组织，愿意终身追随组织，认真反思自己的错误和罪行，修身养性，认真改造，重新做人。”已落马的原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忏悔书里这样写道。

2018年11月13日，“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开幕，作为反腐成果，项俊波的这封忏悔书，与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江西省原副省长李贻煌等省部级高官的悔罪书、党纪处分决定等材料一起，至今还被陈列在展览中，接受着数以万计观众的打量。

这并非落马官员忏悔材料的第一次公开。2017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就曾经展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等人的部分忏悔书。

早在2013年、2014年，四川省纪委就组织编撰了《忏悔实录Ⅰ》《忏悔实录Ⅱ》，并在书中设计了“回执单”，要求乡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学完后填写回执单，撰写读后感言。

贪官悔过书，通常是指落马官员在梳理自身错误，反思思想根源的基础上撰写的文字材料，记录其思想认识的转变历程。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收集了近百份贪官悔过书，上自副国级、下至乡科级，甚至还有村干部。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落马官员在接受调查的不同时间节点留下了不同的忏悔，而节点的不同本身就能决定忏悔书以何面目示人。

落马官员同中有异的心路历程，或明或暗的贪腐世界，都隐匿在这一颇具特色的文体中。

悔过书的“三段论”

级别不同风格不一

贪官悔过书有着大致相同的悔过路径，较为常见的是“三段论”格式。

在开头，很多人喜欢追忆昔日时光。

苏荣在一封写于2014年10月的悔过书中提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因‘文革’的发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回家当了农民，从大队会计干起，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由农民转为国家干部……从十三大算起，一直到十八大，连续参加六届党代会，连续任候补、中委四届二十年，亲人为我自豪、家乡人为我骄傲….”

他在悔过书里用的“培养”一词，落马省部级官员在悔过书中也尤为喜欢用。浙江省委原常委许运鸿是这么写的：“我是一个在党组织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则在悔过书开篇感谢“党把我从一个穷孩子、苦孩子培养成为高级领导干部”。

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原局长曾涛，是厅级官员，他在忏悔书的开端用较多笔墨呈现了自己光鲜的过去：“成为省直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院里的收入由我接手时的5000多万元增长到我离开时的2.4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