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村教育NGO30年实践反思让乡村孩子认识自己生长的乡村

杨贵平走访贵州山区学校，跟学生一起做游戏。（受访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月3日《南方周末》）

半个月前，《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一文引发热议，公众关注“这块屏幕”的实质，是对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化的深深期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近年来，有一批类似沪江教育、美丽中国、真爱梦想、“滋根中国”等组织常年致力推动中国乡村教育发展。其中，“滋根中国”已从助学、政策倡导发展到课程制定、打造绿色生态学校，“滋根中国”的发展历程，为中国乡村教育的演变提供了民间视角。

当杨贵平再一次见到贵州省雷山县毛坪村村民杨胜英时，已差不多是三十年后。当年准备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女孩现在已37岁了，还当上了毛坪村妇女中心主任，“要是没上学，可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被改变命运的不仅仅是杨胜英一人。30年来，近12万人次的女童和孤儿受到“滋根”的帮助得以顺利上学。“滋根”创始人之一的杨贵平也因此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当年从纽约来的那个杨老师”一来就是三十年。

2018年12月15日，“滋根三十年暨第二届促进可持续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会场上，杨贵平喊了许多人的名字，其中有政府官员、大学教授、乡村一线的NGO工作人员，更有杨胜英这样的“滋根女孩”，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参与并见证了中国乡村教育30年的演变。

不过，对于这些长期扎根乡村教育的人来说，当天论坛上并没有太多的怀旧，他们讨论的焦点是眼前的中国乡村以及乡村教育存在的问题与隐忧以及解决办法。

让女童上学

“滋根”全称为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1988年，首先由一群中国台湾及香港到美国的留学生在美国成立了滋根基金会，杨贵平是其中之一。1995年，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以下简称“滋根中国”）在民政部注册成立。

最初，“滋根”回国投身乡村教育多少有些浪漫情怀。1988年的夏天，杨贵平从纽约飞到贵州。选择贵州是因为她出生在贵阳。

《中国经济社会论坛》总编辑罗义贤清楚地记得，1988年暑假，在北京飞往贵阳的飞机上他见到杨贵平的样子，一看就是海外华侨——穿着颜色鲜艳的连衣裙，带着大大小小七八个包，包里都是她从纽约带来的衣服，准备捐给贵州贫困乡村。他俩座位相邻，得知她准备去贵州农村考察，时任铜仁地区团委书记的罗义贤力劝她前往铜仁，没想到，从贵阳去铜仁又花了一天两夜时间……“我们一路颠簸、跋山涉水，在层叠的深山中，终于见到一个个点着煤油灯的苗族村寨，这是滋根在中国参与教育扶贫的开始。”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教育进入全新发展时期，《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等顶层设计规定基础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农村基础教育扩大了县、乡、村办学自主权，在筹措教育经费、推进“普九”进程、提高教师工资待遇等方面取得成效。

但在贫困地区，乡村基础教育的困境依然显著，基础设施匮乏，失学状况严重，1988年，和罗义贤在江口县考察时，杨贵平得知江口县闵孝镇近5万人口竟然没有一所图书馆，文化站“无人员、无房舍、无书籍”，她“陷入了沉默”。十年后，罗义贤受邀去美国考察，看到美国很多乡村小镇都有“造型别致、藏书颇丰的乡村图书馆”，他说“那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当时杨先生在闵孝镇沉重的心情”。

更让杨贵平惊讶的是，女孩辍学的问题如此普遍，很多学校一、二年级有女生，到了三、四年级就没有女生了。30年后，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些女孩，“在一个贫困村里，我看到很多女孩在家带弟弟妹妹，又做农活，又做家务事，我问她们想不想读书，她们的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

“再不去想什么图书室了”，“滋根”决定支持女童上学，支持女童上学就此成为30年来“滋根中国”的重要工作之一。“6岁到12岁，只要你愿意来上学就给资助”。开始在12个村，大大小小的女孩全上一年级。“有的还带了弟妹来上学，乖得不得了，后来邻村邻县的女孩都来了。”

缺失家庭教育的困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救助失学儿童、建小学以及改善办学条件，是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教育的主要形式。公益组织以民间的方式广泛动员海内外财力资源参与乡村教育，唤起了全社会的重教意识，其中影响最广的是1989年发起的“希望工程”。

有了滋根中国的资助，当地女童的入学率常年维持在85%-100%，截至2018年，“滋根中国”为女童及孤儿提供了近12万人次的助学金，在12个省三千多个学校开展项目。而希望工程的影响更为深远，到2017年，累计接受捐款140.4亿元，资助困难学生574.8万名，援建希望小学19814所。

伴随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外出务工成为潮流，2001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撤点并校”和同期开展的“两免一补”政策深刻改变了乡村教育的面貌。

据中国教育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00年到2010年，农村地区平均每天有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消失。2012年，“撤点并校”政策被叫停，但迄今为止，村小仍以每天16所的速度在消失。原因很多：一是城市化影响，农民进城；二是因为减少小规模的乡村学校更便于管理，减轻财政负担、降低管理成本。

2012年，“滋根中国”针对“撤点并校”发布了调研报告，指出“撤点并校”对贫困农村有八个不利影响。杨贵平在调研中发现，虽然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免费了，但学校撤并后，孩子上学的费用比就近上学高出了4～10倍。孩子六七岁就要长途跋涉离家上学，有的地区幼儿园就要住校，“对年幼的孩子特别是一些女孩子，上学路非常艰难，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更严峻的问题是乡村儿童在幼年成长阶段，缺失家庭、学校和社区综合的学习环境。

杨贵平描述了她认为乡村应有的教育环境，“和父母住在一起，有父母温暖的照顾，向父母学习为人处世的道理，学农业知识，学劳动，学乡土手艺，如绣花、编织、木工等等。闲时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在田间地头抓青蛙、钓鱼，在溪水中游泳、洗澡；参加村里的乡土活动，在北方唱山歌、跳秧歌，在南方一些苗族地区，跳芦笙、对歌。听父母、老年人讲村里的故事，学生活的习惯等。孩子通过多方面的学习和实践，逐渐形成了基本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奠立了全面发展的基础。”

近一二十年，这一场景在中国很多乡村都难以再现，与此同时，家庭教育的缺失开始衍生更多的乡村教育问题。

2018年12月底，在湖南长沙举行的“第一届乡村好校长计划”终评会上，当问及“乡村学校的困境”时，包括石门县蒙泉镇磐石中学校长高吉品、新晃县晃州镇方家屯完全小学校长杨慧君在内的多位校长都谈到，“农村的孩子不会干农活、不会做家务”“在河边长大的小孩不会游泳”等现象非常普遍，除了乡村学校师资不足、办学条件差、经费不足等问题，校长们现在普遍感受到，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德育教育的不足，正在成为乡村教育的主要困境。

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

为了减少“撤点并校”的影响，“滋根中国”曾做了相当多的努力。2006年到2009年，“滋根中国”在山西石楼和河北青龙，与学校老师、家长一起努力争取，加上当地教育局的支持，成功地保留了河北青龙县的大森店小学、山西石楼县的转角小学，政府保留两所村小，滋根支持教师费用和学校费用，同时支持两县的十多个教学点得以推迟撤并。与此同时，做了大量的宣传倡导工作，从不同层面持续深入地影响公众及政策制定者。

“撤点并校”政策被叫停后，“滋根中国”的工作重心转向了乡村教育的内容生产，乡村教育究竟教什么？

杨贵平有时候会怀念最初回到贵州所见到的农村。

“当时的确很贫穷，但那时村子的家庭是完整的，祖父母、父母、孩子，一家人都在，村庄也是完整的。村民很自信，对未来有期盼，说这里风景很美，青山绿水，希望将来能够改变家乡。”

那时，在那些偏远村寨，她常听到孩子会说，长大后要做乡村医生、做老师，回来改变家乡。但这些年村庄改变了，人也变了，“村里的年轻人都走了，留下了老年人，自尊、自信也没了，觉得‘我们穷，我们落后，我们不行’”。

杨贵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更让她遗憾的是，传承千年的乡土文化在急剧流失，“比如美丽多彩的歌唱舞蹈、刺绣，生态环保的耕种方式以及勤劳节俭、孝敬长辈、敬天敬地的传统价值观急速流失，取代的是商业消费文化”。

这些问题当然有教育的因素。

现行课程内容大都是有关城市及课本知识，很少有关于农村孩子的生活及乡村里传承千年的乡土文化，“课程的文字及内容非常深，二、三年级的数学题目和美国初中的题目差不多”。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铁芳认为，由于教育的话语权、决策权集中在城市阶层，更潜在地使得我们的教育政策与主流教育话语更多地带有“城市取向”，“考大学”“上清北”就是强势价值目标，在这种教育模式中，他们有意无意地放弃，也不得不放弃乡村生活中潜在的价值特质。

此外，集中办寄宿制小学，更让孩子离开了父母，离开乡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一个封闭式的教学环境中，接受单一的教育，“念课本、看课本、背课本、做课本作业，预备考试。所有这些努力的目的就是‘有一个好成绩，以后可以考上高中，上大学’”。

“但是分数是不是唯一的教育目的呢？”谈到网络热议的《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一事，杨贵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利用互联网科技推广教育非常好，但目的值得反思，以分数为唯一教育目的的教育氛围，“让孩子没有自信自尊，真正认识自己的价值”。

“滋根中国”所理解的乡村教育更看重的领域是基础教育，不仅要知道课本上的知识，也要知道家乡的历史、地理、环境、乡土文化，还需要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为生活的乡村或社区的发展做一些事，“如果农村孩子们不了解家乡文化，不认识自己的乡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怎么谈乡村振兴？怎么谈可持续发展？”

乡村教育发展的契机

2013年，“滋根中国”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与多名当地农村老师用了三年时间编写了“共创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教师培训手册”，内容包括卫生教育、环境教育、乡土教育、性别教育等，让当地的艺人教学生将要失传的歌舞、手工艺，请老年人讲家乡的故事，在学校教育里注入这些因素，让孩子认识了解自己的家乡。同时要让当地老师开拓眼界，意识到教育的重点是什么，“有了更大的眼界，他们就可以给乡村孩子更全面、更健康的教育支持，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该做的事”。

从美国到中国，从事30年的乡村教育实践后，杨贵平现在在很多演讲发言中呼吁，希望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能够成为中国的主流——不再仅仅看分数，只想考大学。杨贵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人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培养乡村孩子认识自己生长的乡村，保护环境，传承乡土文化”。在她眼中，有了这样的观念和行动，中国乡村教育，乃至乡村振兴会有更大发展，“我非常希望，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可以从这些方面去实践、去探讨，实现中国乡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乡村来说，非常必要，但目前做得还不够。”

对于参加“乡村好校长”评选的校长来说，近年来，他们在教育工作中也看到了乡村教育改变的契机，比如说“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组织、大学等研究机构形成合力，支持乡村教育”，其他契机还包括“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可能与平台”“立足本土，重建乡村教育”“研究校本课程，教师团队借力发展”等等。校长们期待更多来自社会的支持，而包括“滋根中国”在内的很多社会组织，也期待着校长们的改变。

从某种程度来说，在众多困境之下，“立足本土”的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乡村学校和有识之士所接纳，而“如何培养乡村需要的人才”，将成为中国乡村教育的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