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祖都解决不了的事，怎么能让一个凡人来解决呢？”

松太加小时候住在父亲工作的小学里，时常有人赶着马车来放露天电影，还是小孩的他为了不被大人挡住，就跑到银幕背后躺着，画面上所有人都是倒着的，但是清清楚楚，他是唯一的观众

青年时期，松太加每天沉浸在没有尽头的思考中：宗教与生死、传统文明与现代社会等等命题在他脑子里像一股股拧成结的绳，夜里大脑高度兴奋，头皮发烫，怎么也睡不着

松太加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导演松太加一直记得小时候父亲讲的一个故事：一位母亲为了救孩子的命去恳求佛祖，佛祖说，我有办法，但你必须到没死过人的家里寻一种吉祥草。母亲挨家挨户地找，终于意识到，世界上哪里找得到没死过人的家庭？死亡根本不可避免。

“连佛祖都没有办法。”——10月末，松太加在北京大望路的采访间回忆起这个让人无法超脱的阴影，他眉头紧皱：“这真的是生命本身的残酷，对一个小孩的打击挺大的。黑、白、灰都沾在一块儿，这种事根本是解不开的，明白吗？”

到2018年，松太加一共执导了4部电影，所有主角都面临某种解不开的困境。《太阳总在左边》（2011）的创作缘由是他听到的一个家乡新闻：一个青年无意中碾死了自己的母亲。“我老在想，假如发生在我的头上，怎么能有勇气面对生活呢？”《河》（2015）里的小女孩因为妈妈怀上二胎被强行断奶；爸爸对修行的爷爷未见弥留之际的奶奶积怨已久。《阿拉姜色》（2018）中，妻子在朝圣途中去世，丈夫发现妻子的背包里是和已去世的前夫的合照。《拉姆与嘎贝》（2018）讲一对新人到民政局领证，而男方隐瞒了自己有个已出家的妻子……

为什么所有电影都逃不开死亡，他也不知道。“本能的，本能的，我也说不清楚，没有概念。吉祥草关于死亡的东西，真的是对我触动比较大，有一种恐惧。没有预先设定，就必须得找一个死亡。”

松太加每次带着对困境的好奇往下写，快写完才知晓人物命运。他害怕找到答案，“找到结尾意味着我所有的人物就是木偶一样，为了1+1=2。”预先设置结局是特别暴力的事。他最害怕媒体问这部作品要传达什么意图。“导演又不是上帝，我们的生活阅历都不一样，你有什么资格来像上帝一样俯视？你有什么权力告诉一个个观众你该干什么？我尊重每个人的情感选择。很多纠结找不到答案，也未必会有答案，我只是把问题放到自己电影里。”

《阿拉姜色》（藏语“请干了这杯美酒”） 2018

形而上的痛苦

松太加和父亲都生长在青海同德县牧区。那里位于九曲黄河的第二曲，常年干旱少雨。父亲少年时住帐篷，每天放牧。草原上没通电，最开心的是到了十五，皓月清透，可以在月光下看书。父亲去世后，松太加翻家中藏书才发现父亲学识驳杂，多才多艺，汉藏双语写作都很好。

“他反复跟我说，他很想走出去的。”松太加的父亲一辈子都在藏区当小学老师，年轻时想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因家庭成分问题不得不放弃。他曾牵着马走五六公里去看报考通知，看完往家走，还想再看看，又折回去，来回好多趟。父亲的很多同学走出藏区，一路读书，成了教授，他们告诉松太加，“他是我们班最好的一个，什么都会，才华横溢。”

松太加小时候住平房，生活条件比父亲童年好多了。他从父亲的书柜里偷出很多小说，翻烂了藏文版《红楼梦》。他还喜欢玩泥巴，口袋里装着泥巴做的一个个车轮子，组装成车，自己拉着玩儿。父亲一点也看不上松太加玩物丧志，却赋予他绝对的自由。“我在父亲跟前说一些反叛的话，传统的父亲肯定是给一巴掌，但他给了我翅膀。”

青年时期，松太加每天沉浸在没有尽头的思考中：宗教与生死、传统文明与现代社会等等命题在他脑子里像一股股拧成结的绳，夜里大脑高度兴奋，头皮发烫，怎么也睡不着。他从佛教典籍里找答案，自然没找到。“佛祖都解决不了的事儿，怎么能让一个凡人来解决呢？”

于是他频繁去医院开安眠药，医生一次只给开十片。实在没法子，处在崩溃边缘，他把高温的脑袋泡在自来水里，泡凉了赶紧睡，很久以后才知道这样有害健康。医院的朋友和他开玩笑：“你癌症疼痛什么都没有，就是想多了。是不是娶不上媳妇发愁啊？”到现在，他仍会因为想得太多而处于兴奋状态，很多个晚上靠喝四五十度的青稞酒入眠。

“很奇怪的状态，就是思虑过多。”呆在青海小县城，读了很多书，无人交流的苦闷笼罩着松太加。“有人分享的话多好，对吧？一个人都没有。我跟他们谈这个，都觉得我的脑子有问题。因为你不考虑买车、买房子这些事，又不结婚，一事无成的。”松太加说。

1994年，中专毕业后，他在家乡的牧区小学教书，住单人宿舍，没几个年轻老师。他很少说话，没有笑容，寒暑假不回家，阅读、写作、画画消磨了他所有的时间和工资。大部分书连省会西宁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