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家郑小瑛的最后一搏

郑小瑛出生于1929年，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也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她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后应邀创办厦门爱乐乐团并担任艺术总监。（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2月20日《南方周末》）

巴因有一天忽然提议，让郑小瑛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一场《托斯卡》：“你应该有一样东西，回去向你的祖国汇报。”郑小瑛回忆，“他问我敢不敢上，我说当然得上了。”

“乐队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我只能够干喊，所以还不死心。”

“一个艺术家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什么东西，那就是她最珍贵的、最幸福的东西。”

饭桌上摆着一杯冷牛奶、一颗放了几天的煮鸡蛋，这是早餐的全部。早晨八点，郑小瑛把盒装可可兑进牛奶里，抱怨人们送来的礼物太多，有些并不适合老人，只能尽力吃掉。电视台曾来采访养生之道，她如实作答：喝凉水、吃剩菜、高盐高糖重口味。

2018年秋天开始，一个新任务提上了她的日程：开设指挥班，给中小学音乐老师上课。由于担心迟到，郑小瑛加紧吃饭，结果不小心呛到了。老伴赶紧为她拍背，送她出门，郑小瑛咳嗽着解释，年纪大，喉咙不灵敏了，恨恨地说：“老了很讨厌的！”

一家企业曾邀请她去西安，为客户和员工早晚各指挥一场，每场两个多小时。今年是第二次来邀约，郑小瑛请求：“分两天好不好啊？我又老了一岁了。”对方说到节约成本的苦衷，她又答应了。

身为新中国首位女指挥家的郑小瑛已年近九旬，仍频繁应邀在国内外各地演出。

曾有自称全国级别的指挥比赛邀请她做顾问，她看评委名单都非业内一流，建议改名为“某某杯”比赛，以显得更客观。主办方的回复把她气坏了——“您老了，还是一边歇着吧。”

采访期间，邻居开车载着她去海对岸的厦门工学院——指挥课就开在这所民办学校里。学生从沈阳、威海、南昌等地远道而来，为照顾他们的行程，每个人只需两周出席一次，听半日课，这意味着，同样的内容，郑小瑛要重复讲四次——每周日早上9点到傍晚5点，中午她会睡一会儿。

“哦吼吼吼！什么调，亲爱的？”当天课程进行到下午，钢琴伴奏女孩困得有些走神，郑小瑛拍手提醒。

刚开课时，她对大家讲，“这是我的最后一搏，也是关门一课。”郑小瑛上一次“最后一搏”是在五年前，她离开一手创办的厦门爱乐乐团，并以歌剧《岳飞》作为告别演出。事前她也用豪言嘱咐作曲黄安伦——“人生最后一搏”、否则“死不瞑目”，黄安伦都会捂她的嘴。

南方周末记者首次到访时，郑小瑛根据提纲准备了讲稿。事前，她担心采访内容太多，特地提醒：“请注意，我是个分秒必争的讲究效率的指挥啊！”

这些年来，郑小瑛不断出走：从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退下来后，到了厦门；十多年后，又从厦门爱乐无奈离开。“在体制内我做不成的事，我只要一离开它我就慢慢做成，我现在有这个自由，就可以离开。”

现在，她没有固定合作的乐团，总在琢磨，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她仍有许多未竟的宏愿：若是手上有个歌剧院或是任何音乐团体，一定豁出去老命也要做。

——“但是现在我没有了，乐队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我只能够干喊，所以还不死心。”

1955年，苏联专家杜马舍夫来华开设为期一年半的指挥班，这成为中国培养合唱专业指挥的起步，郑小瑛是班里唯一的女生。图为1956年7月合唱指挥班结业，郑小瑛代表全班向杜马舍夫致谢。（受访者供图/图）

我想我算什么？我就算个老师

指挥班一共20个学生，尽管需要面试筛选，但由于开班时宣传效果一般，报名才28人，可选择的范围并不大。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大学副教授，也有连识五线谱都困难的人。

这与郑小瑛曾经教过的学生大相径庭，后者大都已成为独当一面的音乐家，常挂在她嘴边的有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吴灵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国家大剧院和澳门乐团的音乐艺术总监吕嘉。从1956年参与指挥系建系开始，郑小瑛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数十年。

现在，她要给业余学生上课，从零教起。原本她要求背谱，但头一节课就发现，很多学生做不到，只好不再硬性要求。指挥班的同学们也已认识到“学生”和“学员”的区别，吴灵芬们是郑老师的学生，他们则是学员。

郑小瑛的授课风格颇为温和。听说学员一见她就紧张，她会努力缓和气氛，背过身去：“那我走咯。”最严厉的指责是“怎么可以啊”。当学生怎么也学不会、反复提醒仍然出错时，她也会想不通，“怎么可以啊？”“为什么啊？”

她唯一一次动怒，是因为一个学生显然没有足够练习——她可以忍受学得慢，但不喜欢学生不用功。全班吓得大气不敢出，他们并非怕她生气，而是担心她气坏身子。发完火，郑小瑛有点后悔，“不过还好，他不记仇，还来跟我说话。”

意大利朋友萨碧娜来旁听了一堂课，委婉地建议：对不同的学生要提出不同的要求，大概想表达汉语里的“因材施教”。郑小瑛说，“哎，我都急死了啊！”

尽管已享有世界声誉，但郑小瑛仍然看重“老师”的身份，“我后来给自己定位，我想我算什么？我就算个老师。”

但她一直不愿私下开班教授打拍子课，怕误导人家以为手上功夫就等于指挥。“指挥的主要功力在脑子里，在他的听觉、他对作品的理解里，而不只是这个。”郑小瑛摆弄双手示意，“这个（手）只是‘终端’，只是最后的一点。”

直到近些年，她接触了不少业余合唱团，大家出于爱好走到一起，不计报酬，“这个倒是有持续发展的可能。”

2010年，世界合唱比赛在绍兴举行，临近结束时有个全体大合唱的环节，邀请各团指派代表参加，以体现世界大同。担任中方艺术总监的郑小瑛却得知，这个环节没有邀请中国团，而且早有先例。她向组委会抗议，得到的解释让她一下噎住：“你们的人会看五线谱吗？”

吴灵芬告诉她，多年来，中国的音乐基础教材以简谱为主，很多孩子确实不会看五线谱。这对师生痛心疾首，“太丢人了，一个普世都会的东西，中国人不会。”

考虑再三，郑小瑛决定“亡羊补牢”，至少教他们懂得规范，孩子们会受益。学员中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学女老师，郑小瑛认为她起步太晚，但考虑到“她还想学，手上也有合唱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