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朝南：流贬者的爱与哀愁

（本文首发于2018年12月13日《南方周末》）

广东文化标本观察之九

在广东惠州西湖畔，有苏东坡爱妾王朝云之墓，王朝云曾说苏东坡“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被苏视作红颜知己。可惜，王朝云年仅三十四岁就病逝于惠州——彼时的岭南，皆为山岚瘴气之地。

唐宋两代，贬谪到岭南的文人官员络绎不绝，与普通的流放犯人不同，这些文人官员对贬谪地的文化都有过程度不同的推动，同时在他们的诗文里，对当地民风世态、山水风物有着忠实的记录，成为后人的珍贵史料。至于他们身处瘴气弥漫的异乡，抱定依然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信念，更是造就了无数佳话。

广东惠州西湖始建于北宋，原名“丰湖”。苏东坡被贬谪到惠州后，发出“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的赞叹，丰湖遂改名为西湖。被苏东坡称誉为“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的侍妾王朝云病逝于惠州，相传葬于惠州西湖孤山之上。（视觉中国/图）

从柳宗元到苏东坡

四十二岁，在今天还是年富力强的大龄青年，但远在一千二百年前的中唐时期，四十二岁的柳宗元已然垂垂老矣。此时，距他人生的终点仅余四载。

这年夏天，柳宗元又一次登上了柳州城楼。群山如嶂，环拱着小小的、寂寞的城。凭栏远眺，江流曲折扬波，岭树弥空带雾。南方夏日的天气说变就变，一会儿功夫，狂风裹挟着急雨扑面打来，天地间一片鸿蒙初辟的昏茫。

大自然的风云变幻，在骚人墨客心中投下的却是感时伤遇与忧谗畏讥。

这已是柳宗元一生中遭遇的第二次流放了。第一次流放永州，为期十年。当他终于回到长安，以为从此将在这座彼时全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高歌猛进时，仅仅一个月，又被迫再次起程。这一次，是比永州更遥远更南方的柳州。

风狂雨骤的楼头，柳宗元想起了自己、也想起了和自己同病相怜的几个友人的命运。感慨中，他留下了一首荡气回肠的七律：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后来，当柳宗元终于以遗骸的方式归葬于长安万年县的祖莹，当他在地下慢慢化作萤火和腐殖质三十五年之后，距他当年吟诗的柳州两千里以外的崖州（今海南三亚境内），一座隔着茫茫海峡与大陆遥遥相望的更加闭塞的孤城里，李德裕的忧愁更加浓重，猛烈，绝望。这位曾出任过宰相的高级官员，在他去世一千二百年后，梁启超把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和张居正并列，称为中国六大政治家。然而，此时的李德裕经历多次贬谪后，他的职务仅仅是卑若尘土的崖州司户。

更要命的是，李德裕已经六十三岁了。他伤感地盘算，即便化为鸟儿，要想飞回遥远的长安，大概也要半年。至于从前的光辉岁月，更是再也无法抵达。他知道，他终将死在南方。他终将死在湿热而又生机勃勃的南方。

无论柳宗元还是李德裕，他们共有一个名字：流贬者。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太史公司马迁如是说。作为一种古老的刑罚，流放据说起源于上古。《尚书》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不过，直到秦汉，流放才渐渐形成体制。又过了几百年，到隋唐时期，终于成为五刑之一。

所谓五刑，即笞、杖、徒、流、死。在安土重迁的传统社会，流放意味着被迫离开熟悉的家园，前往陌生而充满变数的、环境恶劣的异乡。流放的可怕，被视为仅次于处死。

作为一种刑罚，流放处置的乃是犯人。但是，流放群体中，却有一些特殊分子，他们不是犯人，而是有职务的官员。出于种种原因，他们不见容于皇帝，因而被贬往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远地区。对他们的更准确的称呼，不是流放者，而是流贬者。

历朝历代，因国家的统治中心不同和对边疆的开发程度各一，流放地也不尽相同。湖北房山、贵州遵义、云南大姚、湖南南部，以及著名的黑龙江宁古塔和新疆伊犁，都曾是重要流放地。至于唐宋时期，以南岭与中原相阻隔的、被称作岭南的今天广东、广西和海南，则是流放的首选。据《唐代流贬官研究》一书统计，有唐一代，有记载可查的303位流贬官员中，竟有多达206位贬往岭南。

春日的一个下午，我久久地徘徊于一株大树下。大树耸立在陡峭的古道旁。古道前方，隐现出一座雄伟的城楼，那就是梅关。梅关下的梅花早已凋谢，绿叶间浮出一些小小的果实。细雨打在脸上，吹面不寒。这是从低纬度的海洋上长驱直入的热风。

梅关所在的梅岭，属于南岭东部的大庾岭。这株并不起眼的大树，父老及方志相传，乃是我的四川老乡苏东坡亲手所植。有了苏东坡，并不起眼的大树一下子便成为历史的活化石而光芒四射。

那是公元1100年五月，流贬海南三年的苏东坡原以为将像李德裕那样终老于天涯海角，孰料天可怜见，朝廷一纸旨令，他的流贬生涯终结了。六十四岁的苏东坡渡海北上，准备翻越梅岭后前往杏花春雨的江南。

在梅岭，苏东坡偶遇了一位世居岭上的老人。于老人家中小憩时，苏东坡兴致勃勃地和他谈起世事的变迁和岭南的风俗。老人告诉苏东坡：他在岭上住了几十年，从来没听说过贬往南方的人还能活着回来。苏东坡闻言，豪情翻涌，写诗为纪：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瘐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苏东坡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这个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小儿的大师而言，哪怕上了刑场，也要顺便看看刑场的风景。何况只是流贬呢？

事实上，对大多数流贬者来说，在无奈地承认现实后，他们也必须像苏东坡那样调整心态。在异乡，重建生活，并把陌生的土地变得熟悉而亲切。至于调整方式，无非寄情山水，吟诗作文，以及在有限的权力内造福百姓。于他们，是一种寄托和排遣；于流贬的土地，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苏东坡临终前作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间固然流露出了深深的哀痛与不甘，但也不无骄傲和自慰：我把陌生的土地，都当成了亲爱的故乡。

通往岭南的路

横亘于广西、湖南、广东和江西四省区之间的南岭，既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也是江南丘陵和两广丘陵的分界线。南岭的另一个名字五岭，表明了这列南中国最重要的山脉的特点：它不像其它高大山脉那样首尾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