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这份职业，但不希望孩子接班” ——乡村医生的尴尬境地

岩因村村民路遇诊疗途中的村医张惠仙。（杨宗友/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2月13日《南方周末》）

乡村医生姚芳：“一边行医，一边靠帮村里人杀猪补贴家用，我这收入看上去挺高，但实在太辛苦。”

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待遇、编制、养老各种障碍，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做村医。”

原卫生部部长陈竺：“深化医改五项重点工作离不开他们（村医），农民群众离不开他们。”

一边是治病救人的公众赞誉，一边是“后继无人”的普遍担忧，乡村医生这个群体，在“是农、是医还是商”的身份尴尬中，已经走过六十多年。

偏偏也就是这一群体，过去几十年一直扮演着我国基层农村数亿人口“健康守门人”的角色——无论他们的编制、待遇、技能，还是传承，都处在变与不变之中。

穿上白大褂，乡村医生有荣誉，有自豪，也有为难；脱下工作服，他们是父母，是子女，也是街坊邻居。

“当乡村医生，身份不变，收入不多，现在年轻人愿意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少。”拥有五十多年行医经验，一直以来都在关心村医群体和农村基层医疗发展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通许县大岗乡苏刘庄村村医马文芳这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村医的尴尬

无论是性格、年龄、家庭，还是从业路径，姚芳、张惠仙、罗曼雪、钟怀良四人各有故事，但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是乡村医生。

经过近三年培训，姚芳于1995年开始在云南省澜沧县拉祜族自治县东回镇乡镇卫生院工作，三年后她回到班利村当一名村医。在此之前，三千多人的班利村没有卫生室。姚芳来了之后，就在家里给乡亲看病。

张惠仙的父亲在她小时候因缺医少药去世，母亲一直希望她能够当医生。1999年，她开始在澜沧县酒井乡岩因村当村医。直到2017年8月，因为家中老人生病无暇照料，一时心生去意的她叫回了药剂专业毕业的外甥女钟丽萍，这个两千多人的村庄才有了第二名村医。

罗曼雪的父亲不识字，在贵州省习水县东皇镇白坭村靠给人抓中药看病当了50年“赤脚医生”。罗曼雪长大后留在父亲身边，行医18年来，她通过成人高考取得大专文凭、获得了习水县卫生部门组织的乡村医生资质考试，还考取了国家“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成了白坭村卫生室的负责人。整个习水县518名乡村医生，拥有“执业（助理）医师”的人数为39人。

曾经在部队里当过军医的钟怀良，退休前担任习水县二郎镇卫生院的院长。2013年他回到出生长大的二郎镇二郎村，在弟弟开办的村卫生室里当一名村医。

四位乡村医生中，姚芳是澜沧县政协委员，张惠仙当了十年普尔市人大代表，罗曼雪是“2017年贵州省最美乡村医生”，钟怀良则两次获得习水县“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在谈起村医给村民带来的便利时，他们四人自豪满满，即便当下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