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丛书，在改革开放初期助推“思想解放”

1978年，部分中外名著重新出版。每天早上9点前，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外都有大批等候的人。（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2月6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世界” 这些丛书，在改革开放初期助推“思想解放”）

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为社会生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空间，公众的求知欲陡升，但出版物极为匮乏。

1978年5月，原国家出版局调拨1500吨纸张，重新印行35种中外文学名著，共计1500万册，向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分发。这批包括从《子夜》《铁道游击队》《唐诗三百首》到《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夜》，类型多元的书籍很快被抢购一空。而上海市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一套17册供不应求，居然总共发行了7395万册。

新变化激活了中国知识界的责任意识和能量，学界与出版界都产生了为天下奔走的激情。他们对自己事业的价值非常肯定，当时出版的诸多著名丛书，都因应时代需求，造就了很多人眼中出版的“黄金时代”。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忽然发现自己的心灵和头脑急需补充文学与思想的养分，社会上很快掀起引进各种西方著作的潮流。无论现代的、反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在同一时段一股脑全部搬进来，来不及拣择。与此对应的，是中国知识人迫切的创作欲望和理论建构热情，寻根的、挖根的、嫁接的与移植的一同耕耘。

国外文学一直都在引进。加之中国当时并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又比学术、思想好接受，所以文学类丛书数量最多。上海译文的两套丛书，即《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与《外国文艺丛书》，漓江出版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以及外国文学出版社的《当代外国文学丛书》让中国读者认识了加缪、马尔克斯、卡夫卡、福克纳等重要作家，而新小说、荒诞派等文学流派，也塑造了一代中国作家。

在思想领域，《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二十世纪文库》里那些“令人生畏”的大部头著作，竟让当时的读者爱不释手。与文学不同，思想类著作更易容纳直接的立论，提供话语的能力比文学强得多，所以对国内的思想解放潮流能更快地生效。一代人的头脑被几套丛书迅速而深刻地改变了。

“走向未来”：“天降大任”式的兴奋

影响最大的思想丛书可能是"走向未来"丛书，一套白色封面的小册子，每本一两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