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努力使我的电影看起来很美”——专访弗雷德里克·怀斯曼

●弗雷德里克·怀斯曼（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ｉｓｅｍａｎ）  生于１９３０年，在耶鲁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其后在巴黎做开业律师，再回到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法律。怀斯曼转入电影行业是１９６４年，但并不是做纪录片，而是在一个故事片里做制片。怀斯曼第一次拍摄纪录片是在１９６７年，片名叫《提提卡蠢事》，公映即获得成功，在德国曼海姆电影节上获纪录片大奖。４０年来，怀斯曼拍摄制作有三十余部纪录片，而且都在国际影展上获得奖项或赞誉，像美国的“艾美奖”就得过三次。怀斯曼作品的总体风格是以美国的各种机构为题，“用镜头解剖各种机构与人的关系并展示２０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综观”。

    ４月初，我应邀去芝加哥纪录片节做评委。去之前就知道组委会将给怀斯曼先生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怀斯曼会参加影展开幕式。我得知此消息，试探着给芝加哥纪录片节的策展人克里斯托夫基·柯米舍发了封信，克里斯托夫基爽快答应促成此事。
    颁奖是３月３０日晚，当天下午５点飞机落地。来接我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１７：３０怀斯曼先生在酒店等我。
    途中塞车，我花了几乎整整一小时赶到酒店，怀斯曼已经离开。
    “怀斯曼先生第二天一早回波士顿”，刚找到纪录片节帮我协调的乔安娜小姐，她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在表达歉意后，也顾不了太多礼貌，我再次请求，是否可以在颁奖结束后再给我一次机会。
    在开幕式前的酒会上，乔安娜告诉我，可以采访，但时间有限，先生明天一早的飞机，２２点要入睡。怀斯曼建议，访谈在他的房间进行。颁奖结束，２０：３０。一起赶到酒店，２１：００访问。
    我出国前没找到录音机，随手带了一个小的摄像机。一方面打算现场拍摄一点什么，然后再录音。到了怀斯曼的房间，见我拿出机子，老先生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现在的头发好乱，不要摄像好吗？我只好应诺。
    在芝加哥密西根湖畔的ＳＥＮＩＣＡ酒店，谈话进行了４０分钟。结束时，一起拍张合影，老先生倒是不拒绝。一边拍照我一边说：“您真不像美国人，有点像法国人。”怀斯曼爽朗地笑了：“是吗？我讨厌布什。”
    怀斯曼来过一次中国，陪同他的吴文光、吕新雨等人从没有听他讲过一句有关中国的评论。这次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回答还是如事先预料说，“对我不了解的国家，我从不做评论。”
    他从不对别的国家、别人的片子品头论足。
    临走时，我取出我的《高三》，双手递上。“这是一个中国人，因为受您的影响，按照自己的理解拍摄的一部有关中国中学的影片。”怀斯曼微笑地接过光碟：“我很有兴趣，一定会看。”

《基本训练》

下图为《模特》（１９８０）

“公正”而不是“客观”
    周浩：您得过无数的荣誉，有时被当作“神”，但现在的美国已经很少有人采用您的方法拍片，您的方法过时了吗？
    怀斯曼：我不太看电影，我不知道。我也不关注（在乎）别人怎么评价。
    周浩：但实际上，您的影响遍及全世界，您不会不知道吧？
    怀斯曼：我听别人这样说过。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影响有多大。
    周浩：您跟别的纪录片导演最不一样的是什么？
    怀斯曼：我无法做出评论，因为像我所说过的，我不太看电影。即使看过，真的也很少。
    周浩：那您应该意识到他们的风格与您的不一样？
    怀斯曼：当然，我最崇敬的是纪录片导演马歇尔·欧佛斯（Ｍａｒｃｅｌ Ｏｐｈｕｌｓ）。他是一位伟大的纪录片导演。他影片的风格独特，他主要是采取人物采访的形式，而不是像我一样跟踪拍摄。
    他有几部作品是关于二战时期的法国。《悲伤与怜悯》（Ｓｏｒｒｏｗ ａｎｄ Ｐｉｔｙ），讲的是法国人与德国人的勾结。《旅馆终点站》（Ｈｏｔｅｌ Ｔｅｍｉｎｕｓ）讲的是里昂的一个盖世太保头子。《正义的记忆》（Ｔｈ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讲的是纽伦堡审判。
    周浩：一百年后，人们若想了解美国的过去，也许人们不会去看今天好莱坞的片子，而是去找怀斯曼的片子，您对此有什么评价？
    怀斯曼：我希望如此。但我无法预测未来。
    周浩：有人说“直接电影”是幼稚的， 是自欺欺人，您认同？
    怀斯曼：那得看情况，在虚构电影里，导演告诉演员该怎么做，在纪录片里，导演不那样做，而只是让摄影机运作拍摄。在我的片子里，剪辑工作可定乾坤，它决定一部片子的存活。
    周浩：您的纪录片是相对的真实，还是经您剪辑后的真实。
    怀斯曼：这全凭每个人的主观看法。在此前提下，根据我在拍摄现场的经历和我对资料进行的长期研究，我尽力地做到公正地反映事实。所以，我不愿用“客观”这个词，而是用“公正”。我不想辩论我的影片是否真实，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识。
    周浩：那您影片的“公正”是按您自己标准的公正？
    怀斯曼：是。它怎么可能是别人的标准呢？
    周浩：有人指责过您的这种“公正”？您的公正是大众的“公正”吗？
    怀斯曼：首先，每个人的经历不同。除了那些在拍摄地点上班的人之外，没有人在那里花８个星期，或者花１年的时间研究有关资料。的确，我得制造一种虚幻的“公正性”，但没人指责过我电影不公正。
    周浩：在一个机构中，如果您看到您不满意的事情，您会用什么态度来处理？冷眼旁观，还是挺身而出？
    怀斯曼：我从不干涉，因为那不是我分内职责，否则，人们会认为我自作聪明，自以为内行。我在现场只拍摄电影，不干别的。
    周浩：您说过您从不愿意低估观众的欣赏能力，您一直将观众认为是与自己一样聪明的人，所以做片子时不会“就低”？
    怀斯曼：我不知应该如何看顾观众，我甚至搞不懂自己，当我在１９６７年制作一部电影时，我怎么能预测２００７年在中国，人们怎么看这部片子？我不知道观众的知识背景、兴趣，也不知道中国监狱的状况。当你一旦开始考虑观众，你就会卷入好莱坞典型的做法——篡改资料以求迎合最低的口味共识。我不会这样做。我的假设是无论看我片子的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都是和我一样聪明或愚蠢。
    周浩：我们知道，至今，您只在国外拍摄过一部片子。您接受过其他国家的拍片邀请吗？
    怀斯曼：我是不因邀请而拍片，而是根据我想拍摄的人物。我也讲法语。我的风格是我只去我精通当地语言的地方拍片，我无法想像我如何能去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拍片。因为我语言不通，即使我的片子没有对话，我也无法知道我对文化，哪怕是一些身体姿式的解释是否正确。
    周浩：您说过您的影片不是在“曝光”，但我仍然把它们理解为一种深层次的“曝光”。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怀斯曼：我的影片是“曝光”，而不是论文性影片——试图证明某些糟糕的事情在发生，应该加以阻止。我的影片是就一些复杂问题进行深入综合分析。例如，我的影片，《提提卡蠢事》是有教育意义的。我的影片不是为了促进社会变革。

向小说学习讲故事
    周浩：您是一个很自我的人，也不在乎别人是怎样看，您对像我这样的后辈纪录片制作者有何忠告？
    怀斯曼：研究诗歌。因为诗人知道如何思考，如何运用象征和语言，如何运用类比。好诗既悦目又爽口。纪录片制作人要懂得如何用观感来表现一个复杂的问题，就得知道如何像诗人一样来思维。
    周浩：您喜欢的诗人是谁？
    怀斯曼：罗伯特·弗洛斯特。正如好的诗人知道如何使用比喻，好的纪录片导演不是仅仅摄取一个好的镜头，他应该懂得那个镜头所代表的涵义，应该训练他的头脑，从经历中提炼涵义。要做到这点，他应该学习诗歌。我认为诗歌是人类经历的最佳表达方式。纪录片是关于人。你应从它所讲述的故事里提取含义和比喻。你得分析人物的行为举止。当我在一个现场拍摄，倾听人物的对话，我得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要做到这点，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研究文学。
    周浩：您会向我推荐哪部小说？
    怀斯曼：并不是哪一部具体的小说，而是你要广泛地阅读。我最喜欢的美国作家是１９世纪的亨利·詹姆斯、霍桑。英国作家我喜欢狄更斯。我还很喜欢美国当代作家，比如，菲利浦·罗斯、ＳＡＷ ＢＥＬＬＯ
    周浩：您能给我举个例子，哪部小说对您的纪录片有影响？
    怀斯曼：小说和我的片子制作没有直接联系。我从小说里学会欣赏，故事是如何被讲述的，如何选择语言。作家和影片制作人面临同样的问题——人物的性格化、时间的流逝、人物的抽象化。我学习戏剧、小说和诗歌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然后学会运用到我的影片里。
    周浩：您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怀斯曼：匈牙利作家乔治·康瑞德写了一部关于布达佩斯社会福利中心的小说，我是在拍完我的《社会福利》后才读到康瑞德的小说。他的小说与我的电影涉及同样的人物境况。惟一的区别是他的小说里人物有匈牙利名字。小说是用语言来描述问题，而我的电影则是利用画面和声音来展示问题。
    周浩：您在上法学院时就在看小说，那时就不想学法律，想拍电影？
    怀斯曼：当时对于将来拍电影，只是一个模糊的感觉，我一直对拍电影感兴趣。很小的时候，我就制作过８毫米的胶片，但我从来没想过以此为生，直到三十出头时，我不喜欢在法学院教书的工作。决定干自己喜欢的事，当时只是我感觉自己喜欢电影。
    周浩：您更像一个社会学者，而不像电影工作者，您对此有何想法？
    怀斯曼：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喜欢电影的唯美方面，我对中国的社会学者不了解。但在美国，社会学者写的东西晦涩难懂。我努力使我的电影看起来很美。
    周浩：您一直在研究人，到现在有什么结论吗？
    怀斯曼：我希望我知道这个答案，但我最多只能建议你去看我的电影，在里面找答案。
    周浩：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去，您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墓志铭？
    怀斯曼：我不知道。起码我不想我的墓志铭提到我的电影。因为它们太复杂，不是几句话就可以概括的。如果是好电影，不用我说，电影自己会证明。电影一旦拍完，不必靠我来解释。我认为我通过我的剪辑的方式，已经将我的观点在电影院里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但由于各人经历相异，各人对电影的解释也是不同的，但那并不是电影的失败。
    周浩：如果要拍摄一部４个小时叫《美国》的纪录片，您认为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
    怀斯曼：如果这样，那也太狂妄自大了吧。
    周浩：您的名声越来越大，您进入一个机构是容易了还是困难了？
    怀斯曼：在拍摄第一部片子时最难，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得到批准。打那以后，一直就都很容易了。
    周浩：拍摄了这么多片子，有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片子吗？
    怀斯曼：我喜欢所有的片子，就像父亲喜欢他们所有的孩子一样。
    周浩：中国有句俗话“百姓爱幺儿”，您会最喜欢最新片子吗？
    怀斯曼：一个人是会最喜欢自己最新的片子，因为那是最近时间他最辛苦工作的成果。
    周浩：您看起来很健康，计划再拍１０部、２０部片子？
    怀斯曼：我还有许多事要做，今年夏天就要拍一部片子。拍纪录片就像一种运动，你得保持身体最佳状况。所以我坚持健身，骑自行车、散步。
    周浩：您现在拍片跟十多年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怀斯曼：当然，我拍纪录片近四十年，学会了很多东西。首先，近十年，从技术上我学了很多，另外，我觉得自己学会了如何从电影的角度思维，自己在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上有所提高。那同律师和医生的思维是不同的。
     （特别感谢Ａｌｉｃｅ王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