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 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
“新文化史、微观史以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为主要着眼点,研究那些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的人。过去我们是英雄史观,研究领袖人物、政治家或者杰出人物。哪怕研究农民起义,也是研究农民起义的领导人,看不到民众”
责任编辑:周建平
“新文化史、微观史以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为主要着眼点,研究那些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的人。过去我们是英雄史观,研究领袖人物、政治家或者杰出人物。哪怕研究农民起义,也是研究农民起义的领导人,看不到民众”
1939年,一个不起眼却又十分典型的川西平原小乡场里,一女子与家中请来的年轻裁缝传出“不名誉”的流言。其父雷明远带着袍哥小兄弟们强行将二人从城里押解回乡,用枪逼着走向河边。父亲在河滩上对女儿当众执行死刑。
六年以后,21岁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来到成都西北郊区“望镇”,记录下这桩悲剧以及雷氏家庭的故事,并于次年4月完成田野调查报告。以沈宝媛的报告为主要材料,历史学家王笛在《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一书中,透过雷氏家庭这个微观世界,进入川西乡村社会复杂的内部,看到一个内陆地区在民国时期的社会暴力和秩序,一个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人群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以及他们对国家和地方政治、对一般民众的深刻影响。
雷明远是“望镇社团”袍哥的副首领,袍哥即四川的哥老会,是从清朝到民国在四川社会影响最为深入、广泛的秘密社会组织。重庆的袍哥大爷范绍增在回忆录中称,袍哥成员占全四川成年男子的90%左右。沈宝媛的老师、社会学家廖泰初在1947年发表的文章中估计,四川男性成年人70%以上是袍哥。一些档案印证了这些说法。比如1950年代成都市政府要求各个茶馆的雇员必须登记,档案馆保存了登记表,表中一栏问曾经参加过什么党派,70%以上的人填:无党派,有袍哥。四川的许多茶馆是袍哥开办的,常常是袍哥的总部和活动中心。
近300年间,袍哥一直与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争夺地方的控制权,与地方政权的演变共进退。同时,这个组织与地方精英、保甲、团练等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清初反清复明肇始,到辛亥革命风光一时;从清朝被严密查禁的非法团体,到民国时期成为半公开的组织;从早期边缘人群的秘密活动,到后期渗透到党政军各级机构,袍哥势力在四川的扩张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而对于这个组织的起源,莫衷一是,各种文本有不同的描述。袍哥对他们的起源也有自己的一套解释。
1980年代,在为关于长江上游的社会史《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收集资料时,王笛发现,但凡讲到社会,就会提到袍哥。生长于四川,王笛不断听到关于袍哥的故事。母亲说家中亲戚里有袍哥,许多同学的父亲也是袍哥。但袍哥资料难找。1991年出国之后,研究街头文化、茶馆时王笛持续关注袍哥,近30年过后袍哥资料收集才算完成。
1970年代,王笛在川西平原下乡,跟农民一起住在竹林下的茅屋里。稻田、水牛、沟渠里的鸭子,春天里一望无际的菜花,王笛将自然生态的记忆写入书中。注入文学式描写、讲述故事来龙去脉的同时,他严谨地研究分析,尽量详细地给出资料来源。
在考证后王笛认为,沈宝媛所写的“望镇”是位于成都西北方向的崇义桥,那里有燕京大学设立的一个固定的“农村研究服务站”。沈宝媛在报告中写:“1945年的夏天,‘知识分子下乡去’的口号到处在散播着,利用这个休闲的假期播下一点农村工作的果实,一方面表示对农民大众致崇高的敬礼,向他们学习书本以外的知识。”在下乡之前,沈宝媛对要调查什么内容并不清楚,进入乡村后发现袍哥无处不在,而且是地方权力关系的中心,便将研究焦点放在袍哥身上。
王笛在书中写:“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渊源上看,沈宝媛进行的这项关于四川袍哥的调查,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1920-1940年代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与早期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重视乡村调查的一个延续……这种社会学和人类学调查的风气,是从1920-19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许多先驱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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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邵小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