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上马垃圾焚烧项目 “垃圾围城”能否“一烧了之”？

从全世界范围看，有效的垃圾处理技术有很多，近年来国内也不断有新的技术产生，但相较于焚烧发电而言，“因为其成本更高，很难推行”。

临近小雪时节，冬日清晨的太阳尚未露头，位于在上海远郊金山区的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前，颜色各异、大小不同的各种垃圾类型的清运车辆，早已来回穿梭在门前的道路上。

“每天达到这里倾倒垃圾的车辆越来越早了。”一位现场工作人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到，“因为整个厂每天的焚烧量有限，各地中转站都堆满了垃圾，也都想趁早送到工厂烧掉，晚了就送不掉了。”

现如今，几乎所有城市都面临“垃圾围城”的困扰，而垃圾焚烧站的处理能力也日益捉襟见肘。

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共有359座垃圾焚烧厂正在运行，2017年垃圾焚烧总量达到8000万吨，但同期全国生活垃圾清理量则已经达到2.2亿吨，占比仅34%。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近期，海南、江西与河南等多地纷纷“紧锣密鼓”上马与扩建垃圾焚烧项目。比如，11月9日，河南省发改委公开透露，2019年河南省将开工建设25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来面对和解决当地每年产生的3500万吨生活垃圾和1.2亿吨的建筑垃圾所造成的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的难题。

而根据国家《“十三五”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城市生活垃圾焚烧能力占无害化总能力比例要达到50%，东部地区要达到60%。

受访专家表示，当前多地上马扩建垃圾焚烧项目，一方面体现出生活垃圾总量不断攀升的事实，从源头分类与减量化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多地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与技术的不足，使得焚烧成为垃圾无害化处理的主要依赖手段。

垃圾焚烧厂建设进入加速期

面对堆积如山的垃圾，近期多个省市正在密集上马垃圾焚烧厂扩建项目，以解垃圾处理能力不足的“燃眉之急”。

日前，海南省发改委发布的《海南省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8-2030）》提出，规划在海口市、三亚市和儋州市等地扩建9个跨区域服务的大中型垃圾焚烧处理地。同时还将在2020年6月前，完成海口垃圾焚烧厂三期工程的建设工作。

近一段时间内，上马垃圾焚烧项目的还有河南与江西。在江西南昌，11月11日南昌市城乡规划局发文指出，将上马建设固废处理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达到了8.6万平方米。

而11月9日，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公开透露，2019年将开工建设25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产后累计处理能力将达到每天5.4万吨，比现有的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提升9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事实上河南省在2018年年初时就已经启动了19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工作，其中郑州、洛阳和兰考等地的3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目前已经建成并投产。

除了新建的焚烧厂外，在土地资源更加稀缺的一线城市，对原垃圾焚烧厂进行扩建也刻不容缓。

上海金山区一座垃圾焚烧厂前，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称，目前金山生活垃圾焚烧工厂每天的垃圾焚烧量能够达到1000吨，但仍然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总量。

“因此计划再增加扩建一期焚烧项目来满足实际的增量需求。”该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

事实上，增加垃圾焚烧处理总量也早已写入不久前上海发布的《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上述行动计划指出，上海将在未来3年内探索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在目前已经建成的每年1.33万吨垃圾焚烧处置能力基础上，通过3年时间进行“第二轮末端处置”建设，计划到2020年规划达到每年3.28万吨的垃圾焚烧处置能力。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前多地密集上马垃圾焚烧项目，与当地不断攀升的生活垃圾总量，以及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不足的矛盾紧密结合相关。

“过去垃圾处理所主要依仗的三种方式中，传统的填埋与堆肥处理方法，在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和生态保护要求提升的背景下，各地也正逐渐减少其规模与比例。”该业内人士指出。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在传统的填埋、堆肥和焚烧三种主要垃圾处理方式中，垃圾焚烧发电的方式因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最小，从而成为我国多地垃圾处理的主流推行方式之一。

“因为垃圾填埋具有不可持续性，还会带来其他环境问题。”夏学民告诉记者，当前，生活垃圾分类推行遭遇回收体系、设施网络、分类准度等阻碍，尚无法建成，因此垃圾焚烧几乎成了唯一有效的出路。

焚烧还仅是初步阶段

生活垃圾“一烧了之”，是破解“垃圾围城”的最佳途径吗？

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新建或扩建众多的垃圾焚烧设施其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环保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建造垃圾焚烧厂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主要涉及二噁英、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等烟气排放物。

但目前全国范围内，针对垃圾焚烧厂气体排放的公开信息并不全面。根据环保组织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全国正在运行的359座垃圾焚烧厂中，仅有四成在网上公开环境信息，三成公开烟气和二噁英的监测数据。

另一方面，垃圾焚烧厂飞灰超标填埋、监管缺失，以及垃圾焚烧厂存在的“邻避效应”等关键问题也是普遍存在。

今年7月18日，民间环保组织芜湖生态中心发布了《垃圾焚烧行业民间观察报告》，在2016年8月至2018年4月期间，通过对安徽、江苏、浙江和广东四省共计121座垃圾焚烧厂的飞灰处置情况调查发现，部分垃圾焚烧厂飞灰填埋作业面过大未及时“覆膜”、飞灰转移运输未使用密闭车辆、比对《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抽检样品超标等问题。

“总体上，群众对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最为关心的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恶臭问题，另一方面是二噁英问题。前者在感官上对群众影响较大，后者会对健康影响更大。”环境部环监局局长田为勇在今年6月的环境部例行发布会上曾这样表示。

那么，除了“一烧了之”之外，海量生活垃圾的末端处理，还有其他更加有效的无害化处理手段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多地选择新建或扩建垃圾焚烧项目，除了体现当前我国尚未能真正有效引导垃圾分类处理，从源头进行减量之外，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前我国垃圾处理技术与水平整体不高的现状。

“垃圾焚烧处理设施与设备很快就能够建立，但新处理技术的运用与引导更加重要，仅仅是一味的扩建垃圾焚烧厂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李佐军告诉记者，国家在制定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能力要求时，在考虑垃圾焚烧发电的基础上，也应该适当鼓励新的技术研发投入，通过引导与推广来提高整体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技术水平。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告诉记者，从全世界范围看，有效的垃圾处理技术有很多，近年来国内也不断有新的技术产生，但相较于焚烧发电而言，“因为其成本更高，很难推行”。

“主要涉及到谁来埋单的核心问题。”曾刚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称，就国内而言，新的垃圾处理技术因涉及的产业链长，研发投入高等特点，仅靠市场的力量目前还无法存活下去，这就需要政府在其中扮演一定的推动角色，在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和推广上予以一定程度的支持。

曾刚指出，总体而言，不管是填埋还是焚烧，都还只是垃圾处理的初步阶段，也是属于末端治理的范畴。下一步应将把对垃圾处理技术的投资与攻关，与垃圾源头分类、中间运输和末端处理等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对每个环节都做好相应的管理与提升，才能够更加有效地推进垃圾的无害化处理。

而从整个垃圾处理的产业链角度来看，在源头一端，最重要的是有效推行垃圾分类，这样才能达到最终减量的目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目前多地提出了垃圾减量的目标，并将之与垃圾分类的推行密切挂钩。比如，11月20日下午，深圳龙华区召开垃圾分类和减量督导会议，指出当前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开展迫在眉睫、是全区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一步到位、狠抓到底。全区各部门、各街道务必转变工作思路，真正沉下去、积极动起来，确保年底顺利实现减量30%的目标。

然而，整体上看，各地垃圾分类推进仍然相对缓慢。2000年6月，北京、上海、广州等8个城市被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18年过去了，多数城市的垃圾分类体系仍然处于“雏形”。

今年6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国务院关于研究处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有委员提出，“现在许多地方虽然采取了分类回收的办法，但实际运行中效果并不理想，有的甚至是形同虚设。”

“各地虽然对垃圾分类早已有明文立法，但在执行层面部分地区明显做得还不够。”夏学民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面对总量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不少地方政府还要从根本上扭转依赖“一烧了之”的惯性思维。而这，不仅仅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的配合，也需要打通垃圾清运与再生资源回收两个体系，并通过宣传等手段，加强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