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被动人生

“他的人生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动的，但他又总能通过别的路径克服被动局面”

壹 

查良镛在2018年10月30日去世，而“金庸”将继续活下去。他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完成了15部作品，已经让他在生前获得了不朽声名。“他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作家，他还是成功的报人和成功的企业家。”《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说。在金庸去世后的几天里，潘耀明的手机被打爆。在此之前，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金庸去世的消息传出，但这次是真的。

潘耀明和金庸

尽管有时都不太清楚自己在回答哪家媒体的提问，但潘耀明还是随着记忆的水流，一次次回到过去。记忆的高光点是1995年香港北角的黄昏。

我们各握一杯酒，晃荡着杯内金色的液体，酒气氤氲。彼时彼刻，我喜欢拿目光眺望玻璃幕墙外呈半弧形的一百八十度海景，只见蔚蓝的海水在一抹斜阳下，浮泛着一条条蛇形的金光，澌澌粼粼地向我们奔来……心中充盈阳光和憧憬。我们在馥郁酒香中不经意地进入话题。在浮一大白后，平时拙于词令的我们俩，无形中解除了拘牵。他操他的海宁普通话，我讲我的闽南国语，南腔北调混在一起，彼此竟然沟通无间，一旦话题敞开，天南地北，逸兴遄飞。

彼时的潘耀明，被金庸叫去位于北角的办公室，商讨一本筹划中的历史文化类杂志，这是金庸出售《明报》集团之后，又一个新的创业计划。他打算写一部构思中的历史小说，并在新杂志上连载，就像他年轻时所做的那样——用小说给媒体带来更多的读者。

潘耀明为此感到振奋，觉得自己将要随着眼前这位金光闪闪的人物进入一段新的历史。“我小时候偷偷看金庸的小说，被老师警告，说要给我记大过。”潘耀明的经历是许多香港小读者那时候的经历。内地小读者的相似感受，则推迟了至少二十多年。

50年代随家人到香港的潘耀明，在纽约大学念的是出版管理和杂志学。回到香港之后，曾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金庸知道这个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后，亲自手写聘书，将他挖到《明报月刊》任总编辑。当金庸有了新杂志的构想之后，又想到潘耀明。

潘耀明辞掉了《明报月刊》的职务，在1995年4月1日正式入职金庸的明河出版公司。可是，金庸在之前的3月22日住进了养和医院。这次住院非同小可，因为严重的心脏疾病，他做了一次大手术，休息了大半年。

新杂志的出版计划由此搁置，最后被迫取消。“写历史小说是要很大精力的，他从医院出来之后，就没法写了。”潘耀明说，“这是金庸晚年最大的遗憾。”

在潘耀明看来，这个遗憾引起了之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他写不出历史小说，办不了这本新杂志，然后就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做院长了，有这本杂志的话，我觉得他不会去。”

1995年 电视剧《神雕侠侣》

1998年，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张浚生调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庸和张浚生的关系很好。上世纪80年代，张浚生刚到香港任职，就去拜访金庸。那一次，他们喝的是白兰地。1999年，金庸被浙大聘为人文学院院长。他离开香港，北上就职。

“现在想来，金庸一生的许多经历都不是那么主动的。”潘耀明说，“他的人生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动的，但他又总能通过别的路径克服被动局面。”

金庸与夏梦

贰

1950年，26岁的查良镛也曾经“被”邀请北上，同样是去见一位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乔冠华。

查良镛最早知道乔冠华，是在重庆读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时候，他喜欢“于华”（乔冠华的笔名）写的关于国际形势的评论文章。他那时的志向是外交官。

那次北上的缘起是，作为《大公报》编辑的金庸，发表了6000字文章——《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引起了梅汝璈的赏识。梅汝璈出任新中国政务院外交部顾问后，想起这位身处香港的年轻作者，便电邀他北上外交部，想让他做研究助理。

做外交官的梦似乎要意外地实现了。查良镛向《大公报》辞职，从香港来到北京。梅汝璈见到他后，让他去见外交部的负责人乔冠华。可是，当乔冠华了解到金庸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又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读过书之后，觉得这样的背景，难以马上进入外交部，可能要暂缓。这给查良镛泼了冷水。经过考虑，他决定放弃，返回了香港。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