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说不完

金庸（新华社记者 陶明/图）

一

初见查先生，是1993年夏天在新加坡，我随复旦大学辩论队赴狮城参加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

自打得知金庸将担任决赛的五位评委之一，亲睹大师风采也就成了我们冲进决赛的最大动力和福利。当时辩论队里的季翔、严嘉都是超级金粉，对金庸小说里的人物个个耳熟能详，所以在决赛关于人性本善的那场辩论中，自然而然地引用了四大恶人来维护我们作为反方的立场。在当时的电视转播中，导播及时地切出了一个金庸会心一笑的大特写，让这场青年学子们的国际电视辩论，更多了几分游戏和俏皮。

我和队友们从来不曾追星，但是见到金庸本尊却是激情澎湃。

见到查先生，第一眼的印象就是儒雅、平和、慈爱，眼睛在镜片后总是混合着洞察世事的狡黠和宽容接纳的笑意，说话语速不快，语调也不高，不疾不徐，带着好听的浙江口音，带着不经意之间闪烁出来的幽默；同时总是在认真地、用心地倾听对方，哪怕只是少年人有点敬畏和幼稚的表达敬意。

那时的我，是一个从未踏出过校门的二年级研究生，生平第一次见到景仰的名流大家，羞怯得不好意思讨要一纸签名或者一张合影。

二

读金庸的书，当然是远早于见到大师其人。

毕竟，读金庸是1990年代中国大学校园的一种时尚，或者说一种文化。无论男生女生、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会对韦小宝津津乐道几句。一本《笑傲江湖》，总是不知流传了多少个寝室。

毕业之后领了第一个月工资，买的第一件奢侈品，不是包包，不是化妆品，也不是衣服鞋帽，而是金庸的全套小说！至今清晰记得那种如获至宝和爱不释手。当时我住在中央电视台院里的单身宿舍，是既没有电梯、也没有空调的老式的筒子楼，我和同年进台的一个同事住在六楼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寝室。在1994年夏天的酷暑里，把这套书扛上六楼，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么小的屋子，只能摆下两张单人床、一张桌子和两个简易的折叠衣柜。我们自然没有书架。这套书，就一直原样放在箱子里，放在床底下。只要有空，我就会不惧灰尘，把箱子拉出来，随机抽出一本、随机翻到任何一页都可以读下去。

后来从国际部《正大综艺》组，调到文艺部《文化视点》，随剧组常驻宾馆一两年，我的仅有的收藏，也从宿舍搬到海淀的漳州宾馆。再后来电视台分配给我一套一居室的房子，是我这辈子的第一套住房，我把小小的客厅三面墙都做成了顶天立地的书架。我的收藏终于可以从纸箱子里拿出来，整整齐齐地摆上书架了——当然是摆在了最醒目、也最方便的位置。每每闲坐在我的小沙发上，目光落在那面墙，从1到15的顺序排列，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一本不少，喜爱和满足就会在小屋里慢慢弥漫开来。

直到今日，我已经客居英伦16年，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