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　半途而废中怀抱热望 | 一种关注

张定浩 图 / 沈煜

“一个人只有一种方式获得扩充和滋养，那就是在爱中。去爱那些比自己更好的人，在爱中把自己交付出去，去感受另一个更好的人如何生活和写作，然后回去，去写出那个在这样的感受中一点点向上生长的自己”

张定浩工作的单位在巨鹿路675号的老花园洋房里。

沿着老洋房的旋转楼梯拾级而上，《收获》、《萌芽》、《海上文坛》的白底牌子扑面而来，都是让无数文学青年心脏咚咚作响的名头。

二楼楼道尽头的一间，是他和同事黄德海共用的办公室。这里是《上海文化》的编辑部。靠墙摆着两张旧书桌，其余的空间被一叠叠堆得高高的书、杂志所占据，挤挤挨挨一直堆到镶有老式壁炉的墙上。向着花园一侧有个小阳台，藤蔓植物从地面一直爬满了窗格。斜眺下去，一尊半裸的西洋女神雕塑矗立在花园中心的喷泉上。

花园洋房原是旧上海滩一位刘姓大亨的寓所。自上世纪50年代起，这里成了上海作家协会的所在。

我们正聊着文坛故事。每每提到某篇文章、某本书时，张定浩就从椅子里抽出身，瘦而高的身躯埋入杂乱无章的书堆中。他总能在十来秒里准确地抽出一本、把提到的内容翻找出来。

批评的准备

2008年踏进巨鹿路675号，张定浩一待就是十年。

从复旦中文系硕士毕业后，他辗转于出版社、民营文化公司，做过书籍、杂志等，个人职业和生活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2011年，他把在复旦读研时睡对铺的兄弟黄德海也拉到《上海文化》来。案牍劳形之余，两人照着老习惯，闲聊着各自对当下文学的种种看法。这些闲聊引起了主编吴亮的注意，有时他也加入到他们之间的争论中来。

有着一头标志性长发的吴亮是沪上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曾是80年代“文化热”中的风头人物。他一直对近二十多年来文学批评的“平庸”感到不满，自《上海文化》改版后，外来约稿也让他不甚满意。

在这两个寂寂无名的后辈身上，他决定“下一次注”——让他们匿名为自家杂志写文学批评，不久后还为他俩专门开辟了一个栏目。

自2011年起，一枚枚重磅的批评“炸弹”一再被这本在文化界颇有分量的老牌杂志引爆。它们把锋芒指向当代著名作家余华、苏童、格非、阎连科、马原这些文坛大佬，直击他们新作品的软肋与“命门”。

为了避嫌，身为杂志编辑的张定浩化名为“张诚若”、“张江”等，写一篇就换一个笔名。直至2012年黄德海正式加入，他才开始使用真名，保持每期一篇的频率。

在这些批评炸弹里，张定浩对余华的新作《第七日》是最为毒辣的，说他擅长于“闹剧式的叙述”，在《兄弟》之后又一次直接拿网上流传的社会新闻和段子简单、懒惰地拼凑，以及这懒惰背后着意迎合西方读者的“投机”用心。

他直指苏童的小说《黄雀记》完全不合乎日常生活的情理和逻辑，“彻头彻尾捏造一个故事”，把没有来由的偏执强加于小说中的每个人物，用莫名其妙的复杂情节把它推至逼真的极限，“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更能迎合大众口味的了。”

对于格非的《春尽江南》，他也没有客气，认为这位清华中文系教授把人物角色简单粗暴地符号化、类别化乃至漫画化。他引用作者自己对弥漫于日常生活领域的“经验的同质化趋势”的批评，以此反问对方——“小说家和一切艺术家的任务之一”恰恰是同这种趋势相抗衡，“而不是就此怀疑个人经验本身的价值。”

当听到文坛和评论界都在切切私语这些犀利尖锐、扎中名家大佬“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