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小龙悼金庸：功夫在诗外，在武侠小说外

金庸（新华社/图）

2007下半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我朋友Patricia(白霞)与她最近刚去世的丈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amesMirrlees(詹姆斯·莫里斯),当时也在中大。他们知道我痴迷金庸的小说，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用通俗的文学体裁在严肃地写中国，尽管一个用中文，一个用英文，因此很可以见面交流一番。于我，这自然是一个太难得机会。许多年前，我就可以说是金庸先生的超级粉丝了。他的作品刚在国内出现时，要在书店预订，一套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天龙八部》，分五卷十册，一册册地印刷出版，每一次凭书店通知去领取一册，每一次去都是迫不及待，捧着书就一路读回来。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就与两位有同好的朋友张文江、陆灏琢磨着合写了一篇“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其实说不上什么深入的研究，只是在读了他小说后激动得不能自已，大家非得一吐为快而已；甚至还约定，二十年后要聚在一起再写一篇。不过，我和中大的朋友都知道金庸先生年事已高，又在忙于小说的修订，对能否见面，我并不抱太大的奢望。

几天后，我与我的另一位朋友，诗人也斯约好了，要在他的导领下做一天的香港美食诗歌游，但那天上午，白霞的电话突然打了进来，说金庸先生夫妇那天中午定在香格里拉酒店请吃饭。我简直都不敢相信，匆匆跟也斯说了声抱歉，带上一套正版的金庸武侠小说集，张文江的一本文集（其中收了我们那篇“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还有我自己的几本英文小说，与白霞一起赶去了酒店。

粉丝与崇拜对象见面时的情景其实往往像是反高潮。在香格里拉酒店，我一下子变得都不会说话了，简直是手足无措，张口结舌。半响后稍稍反应过来，我居然又书呆子气十足地表示说，这顿饭该由我来付款，结果给金庸夫人瞪了一眼，让我为自己的迂腐倍感尴尬。不过，金庸先生倒是很和蔼可亲，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对我说了不少鼓励、期许的话。还在餐桌上，他就开始读起了那篇“三人谈”文章，读得相当仔细，一边还对文章中一些说法提了他的问题。可于我而言，这还真说不上是白霞最初所建议的交流，充其量只是一个受宠若惊的粉丝，笨嘴拙舌地在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意。后来回想中，那天多少还有些讨论意味的，是我试着告诉金庸先生，《天龙八部》中写少林寺前萧峰、虚竹、段誉这三位结义兄弟力战群雄的一段，是我最喜欢的章节，但是酒店里人声嘈杂，未能让我细说。

接下来，金庸先生主动表示说，要在我带来的一些书上写几句话。在他自己的作品集子上，他分别写了：“裘博士请指教裘博士与张文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