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寻访“1942大营救”

（本文首发于2018年10月25日《南方周末》）

广东文化标本观察之五

这是一段过去了不算久远的历史。然而因为资料的语焉不详，让作者在深圳这样一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寻找七十多年前那场大营救留下的痕迹，变得并不容易。

七十多年的时光像那条缓缓冲刷深港边界的深圳河，尽管两岸风物已与当年殊异，但流淌的河水仍是一条充满记忆的纽带，偶尔泛起的浪花正是不会沉寂的往事。

有意思的是，在这朵历史浪花的背后，折射出南中国这片热土，如何将“沧海桑田”这个时间大维度的成语浓缩在几十年间变为现实。

深圳河两岸，一边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深圳高楼，一边是稻花香里说丰年的香港农田。深圳河自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出伶仃洋，中下游为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视觉中国/图） 

香港：倾城的至暗时刻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一炮一炮之间，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山巅、山洼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说开仗了，开仗了。”这是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描写香港沦陷时的一段文字。虽是小说家之言，却基本与史实相符。在日军攻占主要水源地--黄泥涌水库，切断港岛的淡水供应后，12月25日圣诞节的黄昏，飘扬在中环半山总督府上空的米字旗易帜成膏药旗。香港进入了历史上黑暗的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

由于港战的突然爆发和迅速结束，连接香港岛与九龙半岛的航道遭到日军封锁，平日舟楫往来的维多利亚海峡，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弹丸之地的香港岛上，数百名内地文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来不及撤离，整日惶恐不安，躲避着特务的劝降和宪兵的追捕。他们无路可退，背后是正在爆发着战争的太平洋。

很多年以后，胡绳回忆起滞留港岛的那段“生死难卜”的日子：“……我们便被投入到战火下面生活。我们放弃了跑马地的寓所另找住处……我和朋友们的联系几乎都断掉了……”

就在这一批平时消息最为灵通的文化人为自身出路焦虑不堪、忧心如焚的时候，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当时设在皇后大道中18号二楼，对外称“粤华茶叶公司”）负责人廖承志已经接到了远在重庆的周恩来的密电--全力抢救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的指示。1942年元旦，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三人星夜冒险从铜锣湾避风塘偷渡到对面的九龙红磡（日后众多文化人离开港岛偷渡九龙基本上走这条线路），在旺角上海街的一幢楼房里，以打麻将为幌子，和前来接头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前身，以下称游击队）政委尹林平敲定了大营救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一条是从九龙至西贡镇，经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东线）；另一条是从青山道经荃湾、元朗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西线）。

（梁淑怡/图）

一场即将影响中国文化进程的大营救，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开始了。半个世纪以后，胡绳写下的这段文字差不多就是当时亲历者离开港岛的共同记忆，“一天，一个朋友来通知我，立即在当夜坐船渡海到九龙，准备步行离开日本军队占领地区，进入东江游击队的地区（这个地区大致上就是现在的深圳）。”

东线：探路急先锋

1942年元月3日，清晨5点多，古老的沙鱼涌迎来了两位客商和一位教书匠的身影。步履匆匆的他们，很快淹没在“投墟”（赶集）的熙攘人流中，向村外走去。除了人群中十几双护送便衣的眼睛紧盯着他们，并没有其他人多看一眼。沙鱼涌的村民早就见惯了繁忙的水陆码头上形形色色的过客。

这三位过客，正是前一天在九龙部署大营救的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此刻，他们正以“被营救者”的身份，冒着巨大的风险，充当着东线探路的“前哨”。沙鱼涌就是首个登岸点。

沙鱼涌位于大鹏半岛西南端海岸线的中间点，南临大鹏湾，全长10.9公里的葵涌河在此入海。明朝初年，客家人已在河涌东岸构筑村落。因为晒制海盐又有天然避风港，明清两代均于此设办盐埠，管理产盐及贸易。而后逐渐增设商埠子埠和海关关厂（即海关分关）。1938年，日军侵略华南，占领各大城市，控制主要交通线后，与九龙隔海对望的沙鱼涌凸显地利，成为华南地区与香港联系的重要通道。其时，小小的渔村俨然是一座“微型城市”：海关、警署、教堂、银行、货栈、当铺、妓院、烟馆……每天十余艘客货轮往返沙鱼涌和九龙之间，贩卖物资的商贾以及从事搬运的人员达万人之多。这里，交通便利、人事混杂，便于营救中的接应和掩护。

深圳作为一座滨海城市，拥有长达260公里的海岸线，东部大鹏半岛海岸线更以优美著称。（东方IC/图）

那个时候，沙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