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我的导师保罗·罗默

谢丹阳与导师罗默（左），2012年6月摄于香港科技大学高级职员宿舍。（资料图/图）

编者按：

当地时间2018年10月8日，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公布。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该奖授予美国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 Romer）， 以表彰二人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方面研究的杰出贡献。

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谢丹阳是罗默的学生。2016年7月世界银行任命罗默教授为首席经济学家之时（罗默现已离开世界银行回到纽约大学），他曾经撰文介绍其导师。2018年10月8日，他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重发此文，祝贺导师荣获诺奖，并更新了其文章引用率数字。

谢丹阳教授授权南方周末转载此文。编者对文章结构和小标题略有改动。

罗默教授1977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专业为数学，1983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第一份工作是在罗彻斯特大学经济系任助理教授（始于1982年）。

我1983年从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两年，于1985年通过邹至庄项目来到罗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罗默教授拿到博士已两年，尚未有任何文章发表。其实这在美国是常见现象，与中国国内博士毕业要求发表多篇论文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制度上的差别，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在美国学术文章追求的是创新，故门槛较高，而在国内梳理性的文章也能发表，故相对较易。

我初到美国，英文听力勉强应付课堂内容，只有在罗默教授的数理经济学课堂中才觉得游刃有余。该课不设期中和期末考试，以一系列小测验代之。没曾想第三次小测验那天我睡得太死，竟没听见闹钟，晚到45分钟，助教拒绝让我参加小测验。不得以，只好去找罗默教授商量解决办法。教授却很通情达理，说那就用你前面两次中的最低分算作这次的成绩吧。他一查，发现前面两次几乎都是满分，乐了。这算是我和罗默教授初次交往吧。1986年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暑假提出在罗默教授的指导下做研究，他欣然答应了。

罗默教授1986年《政治经济学杂志》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注意。芝加哥大学1987年请他做访问教授，并为长期聘用作铺垫。他问我是否愿意以访问学生的身份随他前往。能够访问一心向往的芝加哥大学,我自是非常乐意。

去芝加哥的时候，正是寒冬。罗默教授自驾，车后挂着一辆租来的小拖车，装着他的家当和我的箱子。我一路陪他聊天，算是让他保持清醒。中途我们在酒店歇了一晚。也是这次聊天才知道他原是“高干子弟”：其父当时是科罗拉多州州长，后来更成为民主党党魁。罗默教授一向很平实，绝想不到他有这样的家庭背景。

也是在这次聊天中，他说起在罗彻斯特开始工作后，第一次出差就告诉家人：我这个职业，今后出去开会的时候很多，但时间会比较紧，所以不要指望我带礼物回来。他深明“规则”和“预期管理”的重要性。

中国学生的优势在于技术上，而劣势便是缺乏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形势的直觉判断。罗默教授为了提升我在这方面的能力，特意为我订了一份《华尔街日报》，要求我每天至少读读第一版的摘要。

此外，他让我锻炼收集数据的能力，在Lotus 1-2-3刚刚出现的时候，他就为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租了一间隔间，方便我熟悉使用这套软件整理数据。

总之，我在哪些方面需要强化，他看得很清楚，并要求我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

罗默教授后来决定留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于是我必须决定是否留下，留下则面临着博士资格考试可能出局的风险：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博士资格考试之难是闻名的。幸运的是，芝加哥大学居然允许我在未正式注册成为其博士生之时，先让我参加该资格考试（如此严肃的学府在学籍管理上居然如此宽松灵活，估计我们大陆高校的师生难以想象）。罗默教授面授机宜：将Alchian and Allen的教科书从头到尾读一遍！我顺利通过考试，得以正式转入芝加哥大学继续跟随罗默教授。

罗默教授当时的太太在医学研究方面有着自己的事业，而芝加哥对她而言并不很理想。罗默教授于1989年接受了斯坦福大学的邀请，先去经济系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访问。我再次沦为访问学生的境地，当然我仍然是满心欢喜的。虽然多次转学会延迟我的毕业，但多见见世面总是好事。

在斯坦福的这段时间，我和罗默教授的办公室在校园附近的一座山上。他的在山顶，我的在山腰。有问题我就上去见他。这期间值得记叙的是两件事：一是他曾慨叹卢卡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一，后来也成为我的指导老师之一）的文笔实在是好，而且似乎信手拈来。而他自己则需要一改再改。其实，那段时间他正在撰写1990年那篇文章。他写了多稿，有时甚至完全推倒重来。现在想来，正是那么多的心血和投入，成就了这篇经典。

同样，他对我的写作也要求很严格。我的博士论文第一章基于我1986年第一个夏天的研究成果。罗默教授觉得我应当正式写下它并试投。开始写作前，罗默教授让我通读William Strunk, Jr. and E. B. White的《Elements of Style》。当时读后记取的几点其实都很简单：1.猛用动词，少用名词，尤其不可堆砌名词；2.被动语态能躲就躲；3.不要拖泥带水，good就是good, 别说rather good, pretty good; 4. 注意连词；5.熟练使用冒号、分号、破折号。

我的这篇短文虽然只有六页纸，罗默教授却让我改了七稿。每次罗默教授只给我反馈意见，但并不直接在我的文章上涂改。他认为只有这样，我才能通过每写一稿，迈进一步。因该文是对他1986年文章的补充和评论，故罗默教授建议我在投递时附上几句他本人的看法，我想这对该文顺利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评论栏是有积极作用的。

罗默在芝加哥攻读博士的时候, 巴罗在芝加哥任教。其后，两人又是罗彻斯特的同事，关系非常密切。两人曾合著一文于1987年发表在经济学顶尖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上。这篇文章未涉及“经济增长”，可以说与两位的主要研究兴趣并无太大联系。这应该是两位重量级学者学术生涯中影响最小的一篇，谷歌学术搜索引用只有百来次，看来顶尖杂志加顶尖学者未必等于高被引。

罗默1989年将我带到斯坦福后，曾一度研究经费告罄，于是请正在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访问的巴罗暂时“聘”我为研究助手。可见两人的关系不一般。为了使巴罗能正常地从他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经费中给我资助，我还办理了一张哈佛大学的访问学生证。这么说来，我估计自己是读博阶段唯一一位拥有四所大学学生证的学生（正式或访问：罗彻斯特、芝加哥、斯坦福、哈佛）。

1993年罗默和巴罗在哈佛大学共同主办NBER夏季经济增长会议，我1994年发表在《经济理论杂志》上的文章便是在这次会议上被讨论。会议期间，有幸和巴罗聊天，我说起在罗彻斯特读的第二门宏观课是从他那儿学的。你读得如何，他问。我说不好意思，只拿了个B+。“早知道我们就不应该邀请你来参会了。”他开着玩笑。

几年后，巴罗来到香港科技大学做讲座，晚饭时说起要去澳门赌21点。我说我在斯坦福的时候也曾有一段时间想在21点上战胜庄家，曾组成三人小组去拉斯维加斯，铩羽而归。后来还通过Gauss软件模拟所谓致胜决策（即后来某电影中宣传的），结果都没法证实其可靠性，于是立刻金盆洗手。巴罗听了颇有兴趣，说他就是在用同样的决策，到目前为止总体而言还是赢多输少。不知他现在是否还有这闲情雅致。

罗默关于内生增长的研究（JPE 1986）引起卢卡斯对此问题的关注。卢卡斯文章的发表（JME 1988）大幅提升了学术界对罗默文章的关注度。两人虽然都关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罗默更为强调“人力资本”与知识之间的区别：“人力资本”具有排他性，知识，即使在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条件下，仍然无法完全排他。（延伸阅读：沈沁、谢丹阳“全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容置疑”，《金融研究》，2016年02期）

大家可能注意到罗默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Mathiness提出了严肃的批评(AER 2015)。他提请大家注意如今文献中的概念和观点陈述与数学描述之间太过松散，以及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他在文中点名批评的经济学家甚至包括卢卡斯以及普利斯哥特，二者均为诺奖获得者。不用说，这引起很多学者的不平和不快，认为这种批评显得过分。

大家为罗默和卢卡斯的过节感到惋惜。我倒是觉得卢卡斯是有大智慧的学者，会理解罗默提出批评是出于为了该学科的发展不得不鸣的考虑。当冷静下来后，相信大家会更为客观地看待这一节。需要明确的是，罗默绝对不是否认数学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而是强调概念与观点陈述要与数学描述有着严密的对应，理论与实践要互相匹配。

因为罗默把香港当作宪章城市的样板，故曾多次访问。我曾安排他来香港科大做讲座，并通过同事雷鼎鸣、郑国汉教授帮他介绍接触一些香港政界、商界人士。他每次也都是来去匆匆，能挤出时间时便来我家里小坐、用餐。有一次，我们还带他去香港西贡某公园去郊游，当时有很多人在放风筝，他便说起他在美国喜欢放一种巨型风筝。没想到，宣称从来不给家人带礼物的他居然从加州给我们寄来巨型风筝，真是让人感动。这架风筝，至今我们全家只有我大儿子弄清楚如何驾驭。

罗默的理论贡献

罗默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创始人及主要贡献者之一。他于1986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文章，开辟了在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内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的贡献体现在三点：一是强调了知识这类带有外部性属性的生产要素可以导致收益递增的总体产出函数，使得经济增长可以长期持续下去甚至增长可以越来越快，这一点一反此前《增长的极限》等书中描述的担忧；二是探讨了如何将收益递增和市场完全竞争统一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去；三是阐明了在此情形下市场竞争机制将导致次优结果，因此政府应当通过征税和补贴等组合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将这些外部性内生化，从而重新达至社会最优。

这篇文章吸引了大批学者们的追随，一时间各种类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实证方面的研究蜂拥而至。卢卡斯（Lucas，1995年诺贝尔奖得主）研究了人力资本通过教育的积累过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巴罗(Barro)及其合作者在理论和实证上集中研究了政府支出、教育及民主政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格鲁斯曼和海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研究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阿吉昂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雷拜罗和斯托基（Rebelo and Stokey）研究了税收的影响，等等，多得实在无法穷举。

罗默本人也续有佳作。事实上，他于1990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增长特刊上的文章被认为是该领域中令人叹为观止之作，也是他自认为最得意之作。该文构造了一个多部门的模型：最终制造业部门、由不同类型的仪器组成的资本品部门和研究开发部门。研究开发部门发明新型仪器，然后将专利卖给资本品部门生产商，这些生产商将制成的仪器以垄断价格卖给最终制造业部门，所获得的利润的现值总和与专利费等值。该模型中的经济增长的高低取决于投入到研究开发部门的人力资本的多寡，从而其一般均衡下的稳态值与下列多方面的因素相关：人力资本总量、研究开发部门的生产率、最终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乃至消费偏好以及时间贴现因子。利用该模型可以很方便地讨论经济一体化的益处以及哪些税收和补贴政策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改善社会福利等等。

罗默在此文及其他文章中反复强调他从公共财政领域借用来的两个概念：共享属性（Nonrivalry，又译非竞争性：即一件物品可以同时被大家所使用）和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无权排除他人使用）。人力资本（比如外科大夫）是不可共享的，他不能被你我同时使用，而且人力资本是具有排他性的：除非得到我的同意，否则其他人不能无偿使用我的特殊能力。相反，知识却是可以共享的。你使用巴斯德发明的巴氏消毒法，并不妨碍别人同时也使用该消毒法。但知识比如某些软件程序可以受到专利保护从而具有部分排他性。之所以我们说“部分”排他性，是因为这些程序中的一些想法可能会给其他研究开发人员启迪。罗默认为正是这些具有共享属性和部分排他性的物品的存在使得经济增长得以持续。“部分”排他性当然也意味着“部分”非排他性。“部分”排他性给予私有研究开发部门追逐利润从而创造新型产品的动力；“部分”非排他性使我们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986和1990这两篇文章在谷歌搜索上的引用率均超过25,000次，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其后，他通过学术文章以及公共媒体多方面讨论“创意经济学”（Economics of Ideas），他认为从经济增长这个角度来看，“创意经济学”比“物品经济学” (Economics of Goods)更为关键。

创业和政策实践

罗默教授1996年加入斯坦福商学院，开始承担MBA教学任务。意识到这将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他希望这些投入能够产生一些可“共享”但“部分”排他的内容。于是他和商学院商定，他将用自己的资金招聘专职人员帮他设计和管理教学网页，他自己将投入部分工作时间充实网页内容，最后成品的知识产权属于他个人。这成为他2001年创立Aplia的基础。Aplia汇集各类科目与权威教科书相对接的网上预习、复习、网上测验等功能。初期只局限于经济学，目前发展到涵盖商科、社会学乃至生物学教学。

罗默曾一度放下其他工作，专任Aplia总裁并为之撰写经济学时评。2007年，他将Aplia出售给Cengage Learning，转向下一个更大的实践目标。

宪章城市我在2012年3月曾撰文介绍过，这里作部分摘录：

“宪章城市（Charter Cities）的想法由罗默教授2007年提出。他一直对体制问题非常之关心。”

他从香港的巨大成功中得到了启示：能否在其他国家复制香港？理论上来讲，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划出一块地，将政治经济法律法规让给某个发展高度完善的国家去管理（比如挪威或加拿大）。他称这个设想为“Charter Cities”，即宪章城市。

这个设想提出后，批评者认为这是殖民主义的新形式，政治上是行不通的。确实，可能正是因为这一层顾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承担“管理国”的义务。

但令人欣慰的是，愿意托管的国家已经浮出水面: 洪都拉斯已经和罗默教授达成一致，宪章城市这一工程已经启动。毕竟，先进的法律法规均是可以“拿来”的。“管理国”的参与并非必不可少，关键是一个国家在引进这些制度时会对现有利益分配造成冲击，因此这种引进在一个崭新的宪章城市中进行，阻力会小得多。

2013年2月底，罗默教授在香港智库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作了一场小型研讨会（肖耿主持），介绍最新进展，其中谈到洪都拉斯如何借鉴香港基本法的框架。晚餐时他还进一步征求大家对某些细节的看法，比如应采用什么样的医疗保险体制，邀请中国，尤其是中国开发行参与投资建设的利与弊等。

需要补充的是，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洪都拉斯于2012年9月宣布推出宪章城市计划，并与国外投资者签订了备忘录。在这一切看来十分顺利的时候，罗默教授作为洪都拉斯宪章城市“公开委员会”主席，突然与其他成员共同发布公开信，申明不再与洪都拉斯政府有任何官方联系。

简而言之，其前因后果为：洪都拉斯总统虽然曾签署“公开委员会”五位成员的任命书，赋予其任命“特首”、维护政策制定中的公正透明等权力，但该任命却没经过政府正式发布（其中原委一直没有公开），因此从法律上来讲，该委员会尚未存在。当该委员会向洪都拉斯政府索取上述备忘录的细节时竟然无法获得。罗默教授等认为在此环境下，“公开委员会”已无法继续开展工作，故而退出。

虽说罗默教授未能就宪章城市计划在洪都拉斯贯彻始终，但宪章城市的设想仍然有着它的生命力。罗默教授凭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应该能更有效地与有兴趣的国家进行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