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文字工作者”李娟：不是你反对的就是不好的

新疆阿勒泰托勒海特夏牧场，随着天气转冷，哈萨克族牧民赶着牛羊向秋牧场迁徙。李娟的一些重要作品描绘了阿勒泰地区的日常生活。（视觉中国钱捍/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0月4日《南方周末》）

“天边远远的地方有很多连绵起伏的白云，就说云真好看，那么白，天空那么蓝。他们说那不是云，那是雪山，我终于知道世界上还有和大地不一样的东西，是高山。”

作家李娟的新书《遥远的向日葵地》写到了十年前，她和母亲在乌伦古河南岸耕种向日葵地的往事。这本散文集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2018年9月20日，鲁迅文学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颁奖仪式，其授奖词写道：

李娟的散文有一种乐观豁达的游牧精神。《遥远的向日葵地》中，那块令人忧心的年年歉收的田地，不竭地生长着天真的喜悦。她的文字独具性灵，透明而慧黠，边疆生活在她的笔下充满跳荡的生机和诗意。

2018年3月，李娟应花城出版社之邀，在广州和深圳少有地出席数场读者见面会。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她身穿着鲜红色外套，发言颇为慎重，有时思索一个词汇良久后放弃：“不知道该怎么说。”

李娟看重自己的“文字工作者”身份，力求准确，害怕被误解。她认为，许多采访只是为了印证对方的判断，而不是真正想与她沟通，挖掘出新东西。她希望写出每个人都有的共同之物，“而不是刻意搞一些与众不同的，尽量不去写奇崛的文字”。

“我觉得共同的东西才是永远的。”李娟还在寻求自己最想要的感觉，“反正就是写，然后再修改，再写，再修改，无法一气呵成，修改到看起来一气呵成的状态就好了。写到激动的时候，赶紧要停下来，干点别的事情，然后冷静下来再写。”

“写作是一个创造……不仅创造出文字，而是一种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更好状态。”李娟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在两次采访中，她讲述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和创作观念。

以下为李娟的口述。

阅读可以打开相反的东西

我觉得我选择成为作家，可能是天生的吧。我一开始就做出这个选择，不像别人经历各种各样的变化，权衡利弊选了一个理想。

我小时候就喜欢阅读。我从小说话不利索，五岁都说不清楚，但心里什么都知道。一年级突然发现我可以阅读了，我认得很多字。这种交流比聊天更方便、更舒适，所以我喜欢读书。只要是文字我通通都读，胡吃海塞那样读，可能读几年就能分出好歹，知道什么样的东西不对劲，什么东西很敷衍，什么很美好。

真正一下让我充分认识到阅读是什么的，是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我读《小王子》，读不懂，不明白它说什么意思，但是写得真好。那时候我就知道，阅读就是要告诉你你不知道的东西，而不是新奇、美好的事物。它就是让你去，给你指出一条新路，打开一个新窗口。

我接着看看看，又看到孙犁的《铁木前传》，故事也很奇怪，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就跟我这个散文一样，有头无尾的。我们难以接受女主角的性格，可就觉得她是对的，很喜欢她。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是，并不是你反对的就是不好的，阅读还可以打开相反的东西。

我在新疆上过幼儿园，童年最早对新疆的记忆就是无边无际，非常恍惚但非常深刻，生命之初看到的世界。天边远远的地方有很多连绵起伏的白云，就说云真好看，那么白，天空那么蓝。他们说那不是云，那是雪山，我终于知道世界上还有和大地不一样的东西，是高山。

后来我去四川了，那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

九岁我上三年级，又回到新疆，那时妈妈已经从戈壁滩离开，到了富蕴县。她生活稳定了，就想把我接过去一起生活。

我回到新疆，第一次看到雪山的那种豪情又回来了，特别激动，小小年纪当然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高兴。从四川盆地四季常青的地方，经过漫长荒凉的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又从乌鲁木齐坐卡车到富蕴县。一路上我在想怎么写信给同学们，给邻居小朋友，告诉他们这一切。

富蕴县绿绿的，从山上往下只有两三个烟囱能看得到，看不到一座房子，我就觉得富蕴县是森林里的地方。那时我好喜欢那个地方，生活到五年级。后来和我妈也合不来，再加上那一年暑假作业没做完，不敢去上学，我想方设法回到四川。从六年级又开始继续读书，以后老是回想富蕴县，虽然只生活了三年，但感觉特别漫长。

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牧民冒雪赶着羊群通过一处路口。阿勒泰牧人比农民富裕，有牛羊，但生活颠沛流离。李娟的母亲因做裁缝收入不佳，就到牧民稍微集中的山里牧场路口开杂货店。（视觉中国/图）

老裁缝家的小裁缝

虽然在新疆就生活过那么几年，还是小孩子的体验，但我逢人就说新疆怎么样，说什么他们都惊奇。新疆的面条不像四川一样，热的赶快吃，新疆放到第二顿还能吃，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新疆在我的叙述中一次一次，变得越来越大。

我实在是不喜欢学习，很难理解同学们都有紧迫感，好像要为自己的一生负责。我做不到他们那么努力，上课也听不进去老师讲课，都靠事后自己学一点东西。我数学特别好，因为它有特定规律性，只要把原理搞清楚，公式背下来，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语文、地理什么就不行了，你得大量背，下苦工夫，我的文科一塌糊涂。

有一天英语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上课铃已经敲响，我发现小抄找不到了，很害怕，赶紧回宿舍把行李一卷就离开了。当时我外婆也哭，我妈也哭，说你不上学以后怎么办呢？但是我特高兴，觉得可以当作家，终于有时间写东西了。

我离开家，到乌鲁木齐投稿去了。我听说有杂志社，有作协在那边。刘老师（注：作家刘亮程）看了以后，说写得很好，但怀疑我是抄的，就说这太少了，要系统地看一下你的东西，你多写一点。其实就把我打发掉了，是一种安慰，也是鼓励。我特别高兴，回去就写了。那时我也找了些工作，后来我妈又托人把我叫回去了，我身上没有钱，工作又迟迟不发工资。我胆子很大，没钱就去了乌鲁木齐，一个同学给了五块钱和一条毯子，说你没地方睡觉了，就用毯子在哪个地方拼一下。

去乌鲁木齐，我发现没有做好准备，钱不多，也没地方住，有点恐惧。刚好我住的那个地方富蕴县人很多，我妈认识夜班车司机，他们打听到、找到我，让我回家。我向我妈屈服了，就跟着她去当裁缝。结果我当裁缝也挺厉害，因为从小就踩缝纫机。我喜欢缝东西，这让我很安静，心里很舒服。过了很多年村里人都还记得我，还知道老裁缝家的小裁缝。

我一边当裁缝，一边很好奇地观察别人，生活了一年。

她就不敢相信那些虚的东西

我妈做裁缝挣不上什么钱，着急得很，想进山做牧人的生意。牧人比农民富裕些，有牛羊，但是生活颠沛流离，买东西很不方便。我妈就到牧民稍微集中的，山里牧场上的路口，栽几根木头，蒙上塑料篷布，缝纫机也搬过去，还带了几匹布，给他们做衣服。开了这么个杂货店，商品大部分是米、面、清油、盐、茶叶。

我妈只要能挣钱什么苦都吃，兴致勃勃的。她可能也有浪漫的一面，觉得山里面真好，可以爬爬山，和一般意义上做生意的人还不太一样，我可能也受她影响。我还有一个身份是作家，我觉得要说给别人听，所以也乐意在那样的地方生活。我们身边做生意的人都很抵触，虽然能挣钱，但是太受罪。

外婆当时还不到90岁，88岁，她就不太乐意，觉得太苦，山里面万一有狼、有老虎怎么办，很恐惧。家就是薄薄的塑料纸和外物隔开，她没有安全感，天天想离开。但是她又觉得，离开的话我们怎么办，总觉得自己还能做点什么。外婆身体真好，劈柴火，我已经十八九岁了，都赶不上她。一整块木头纵向砍开，需要很大力气。她劈柴，我在她旁边打下手，帮她抱。哈萨克族人气得不得了，因为不尊重老人，骑马向我冲过来，把我骂一顿，然后下马帮她劈柴火。

外婆在牧场上也出了名，年龄大又能干活。他们对高寿的人都心怀天生的敬意，都愿意到我们家来看看高寿的老人，拜访一下，顺便买点东西，想沾点福气。

在家里面很压抑，那样面对我妈。我和我妈好起来也是如胶似漆，一旦吵架就想“离婚”。

后来外婆摔了一跤，可能中风了，半边不能动。我把她带到富蕴县医院旁边租了一间房子，照顾她，帮她做些复健。那时候就有时间写了，刚好写出了《九篇雪》。

《九篇雪》是2003年出版的，我夏天就进了宣传部，安安静静地生活了五年。那段时光挺好的，每天生活很规律，上班、下班，虽然工作比较忙，但闲暇时间写出了《我的阿勒泰》和《阿勒泰的角落》将近30万字。攒了一笔钱，心又野了。我存了1万块钱，给我妈5000，她们种葵花地，需要的钱多。我拿着5000块钱跑掉了，辞职到了南方。

作为一个没有收入的人很可耻，生活经济不能独立，我压力很大，后来因为外婆的事情就回去了。那时候我已经在《文汇报》开专栏成规模了，有书商联系我，有可能出书了。那些文字可以结集，我心里就很踏实，很有自信。可是我妈觉得我吹牛，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相信我，她就不敢相信那些虚的东西。

比葵花地大的事物实在太多了

我觉得很彷徨，这时候就有到牧场的机会。

《人民文学》一个非虚构创作计划资助1万元，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特别高兴，那时候在《人民文学》发表十几万字了，就是《羊道》系列。他们很信任我，提前把钱给我，让我买些装备。我舍不得，就穿了一个羊皮袄，现在想想至少应该多买点好吃的，冬窝子里头什么都没有，过了那么一个冬天。

离开冬窝子以后，我一下就感觉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有那些想写的东西，道路一下特别明朗，我就急于写出来。

我没日没夜地写，写《羊道》，写《冬牧场》。两本书同时写完，现在想太匆忙了。我2017年再版《羊道》，几乎重新改了一遍，词句拖沓，情绪不对劲，不好的心态，还有一些节奏都顺了一遍。我那时候写得太潦草、太匆忙、太功利了。《冬牧场》今年再版，我校了一遍，也是问题特别多。我肠子都悔青了，想想这本书已经在世界上卖了三年，那么多问题，心里面很难受。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但在文字上有一点洁癖。

那时候一下挣上钱了，我出版了《羊道》《冬牧场》还有两本“阿勒泰”。写作过程中，我慢慢捋顺了很多以前想不通的事情。你要面对大量日记，重回当时的情景，反复思考当时自己的状态，思考对方的心意。很多当时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慢慢反复地写、修改，突然就明白了。

后来我在阿勒泰买了房子。那个院子在郊区，就把我妈接过来了。她一个人在荒野里生活，年纪大了，越来越不容易，就把我们家的牛、鸡、狗，还有些值钱的东西全拿到阿勒泰。她很喜欢那个房子，因为很大。她胆子小，虽然看上去那么豪放，把房子周围那么漂亮的草地全毁了，害怕里面有蛇。然后把多余的房间全拆了，害怕里面躲着坏人。

我和我妈吵完架以后情绪持续低落，开始写一些与我妈有关的文字。2015年我到了乌鲁木齐，想想和我妈的关系很绝望。与其说是在赞美她，不如说是在开导自己：这么好一个妈，你有啥嫌弃的？但是开导不了，所以我在（《遥远的向日葵地》）这本书里面对我妈的描写可能过于热情。再加上别的原因，葵花地本身的吸引力，我对环境的关注，越来越焦虑。

葵花地的“大”还真不算大，哪怕是万亩葵花地，远远看去也就是一片金黄。比葵花地大的事物实在太多了。

我只能说作家的感觉，那种空旷。对城里人来说，突然置身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没有一棵树，看不到一棵草，没有一条河，视野上全是平的，天上一朵云也没有，全世界唯一的东西就是风，呼呼啦啦的，特别特别大，可能是很恐怖的经历，甚至很魔幻。内地广阔的地方好歹远处可能还有一棵树，或者山里还有间房子，还能遇到一条狗，一根电线杆。

那里什么也没有，感觉真是在月球上，或觉得就是在“地球”上，而不是在一个有名字，有地理概念的地方。你就站在地球的最高处，四面八方都在往下面沉，星球变得很小。有那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