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弱水　最顶级的诗人，同时知道古典和西方的伟大

江弱水 1963年生于安徽青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代诗学研究，近年转向以比较诗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典诗学。代表作有《中西同步位移》《古典诗的现代性》《诗的八堂课》等。曾获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批评”奖（朱丹阳/图）

“我们的生活形态在加速改变，从平缓的人和马到汽车、火车、飞机，速度越来越快，随处出现动荡和虚浮，人的感觉不再平整有序。这就是一个现代的特点，时断时续。于是出现大量的跳跃、省略、混杂，古典主义讲究秩序的美学品质也就随感觉的改变而改变了”

一

“肌理意味着要肉感地去感知一首诗的文本的肉身。”江弱水说。他说话节奏缓慢悠长，接受采访时，常在句与句、字与字间沉思琢磨，像是吟诗。

每个字由不同的质感、重量、色泽、明暗度组成，不同的字再组成句，彼此照应，便呈现微妙肌理。如此观照，莎翁早期传奇剧似丝绸柔滑，晚期悲剧则有土布的坚韧。鲁迅《秋夜》那著名的开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平滑的句子“硬生生打了两个结，就显得特别拗折，但力度就出来了，质感就出来了，密栗的纹理就出来了”。辛稼轩《鹧鸪天·徐衡仲惠琴不受》中有两句“玉音落落虽难合，横理庚庚定自奇”，尤其后七字，有四个后鼻音协同成韵，郁勃不平，“能站得直直的，却又能空际腾挪”。这是“肌理”。

自1999年博士毕业后到浙江大学任教，江弱水给现当代文学专业学生开的课中，一直有门《中国现代诗史论》。他讲过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都是“五四”以后新诗30年历史里闪耀的新诗人。“史”的部分，他则循着文言与白话、抒情与说理、格律与自由等线索。讲到后来，江弱水决定把“史”拿掉，甚至不拘泥于“现代”。他从古今中外的诗歌中提炼出八个核心主题，一次一讲，讲诗中的玄思、声文、滋味、肌理、乡愁、情色、死亡。

这门课的讲义被写成了八万多字的小书《诗的八堂课》，逆市面上独讲古典诗、西方诗或新诗的主流书籍而行，“一不小心”印了15万册，陆续拿了十几个好书奖。

诗人瓦雷里希望写出一首诗，不要一千个人读一遍，而要一个人读一千遍。江弱水自比，书能让五百人读两遍，也是好的。“我比较欣慰《诗的八堂课》受欢迎，但心里也觉得是不是搞错了，我特别认真写的书，《中西同步位移》《古典诗的现代性》，怎么就没有那么多人读？这本书虽然不是哗众取宠，但你一看就会知道，远不及那两本书用心用力吧？”

卞之琳

二

上世纪90年代，江弱水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毕业论文是《卞之琳诗学研究》。此后，他将个案研究扩大到整个中国现代诗人群体。

文艺评论家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说，不同于在西方缓慢发展成熟，“现代”的性格在日本“极端短暂凝缩”且“与所有领域相关联”。中国新诗同样浓缩了西方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一个半世纪的文学史：徐志摩与穆旦相差21岁，但他们各自取法的诗人雪莱与奥登却相差115岁。

1923年，闻一多就指出，新诗要新于中国和西方固有的诗，“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中西同步与位移》（2003）是江弱水中西比较研究的成果总结，书中论列了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冯至、穆旦七位“中国新诗首批最出色的产儿”，透过他们对西方诗歌的阅读、翻译、吸收、转化，试图呈现中西诗学融会的曲折微妙的亲缘关系。

新诗人的联姻对象包括雪莱、波德莱尔、瓦雷里、里尔克、叶芝、艾略特、洛尔迦、奥登。在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巨变中，他们找到了遥远的相似性，翻译与创作并举，成为西方影响的接受者与转化者。新的意象、隐喻、诗体产生，现代诗迅速在30年间从“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这样稚嫩的白话诗，走进令人“瞠目而视的天地”：

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

好累呀！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

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

——卞之琳《距离的组织》（1935）

然而，“影响不创造任何东西，它只是唤醒。”江弱水认同纪德的这句话。在《中西同步与位移》的前言中，他讲到古典诗与西方的关系：“中国新诗之所以很快就完成了转化，是因为新诗人所拥有的那个传统本身即富有可资转化的多重因素……中国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