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走在思考的路上 ——深深地想念刘泽华教授

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泽华（1935-2018）。（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0月4日《南方周末》）

泽华的多部批判性反思之作的最大特点是能从积淀的知识中把历史含蕴的哲思释放出来，去烛照人生的前途。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真正有智慧的史家，就是一个民族的探照灯。泽华从来就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探寻历史经验和历史精神，从而启蒙世人。这是一种有智慧的学问，而非相反。

作家常常喜欢用诗意的语言说时间如水，它可以冲淡历史曾经镌刻下的痕迹；有时也爱用富有哲理意味的话语说，时间帮助人养成健忘的毛病。这也许都道出几分人生的真实。但我的人生经验却是该忘却的早就忘却了，而不该忘却的却永难忘却。近半年来，我几乎每天如坐针毡，总是想克制住自己的悲痛，淡定下来写一写我和泽华那不容易写尽的事与情，但是，我的浮躁心态总难让我安定下来。然而，如果不写出我对他的思念，我就会永远难释精神的重负！也许泽华在我心中所占的地位太重要了；也许他总是我人生路上每个节点的点拨者；也许他永远是有良知学人的一面镜子；也许他……总之，从哪种意义上说，我都必须把长期不动笔的毛病改变一下，把心灵深处存储的话抖搂出来，也许这样我才会变得轻松一点。

进一步说，我的理性让我牢记古希腊先哲赫拉克利特的叮咛，他说，我们的思想往往是“由逝者点燃”的。于是，在今天开始命笔时我想到泽华和其他几位真正的知识精英、我的挚友的仙逝，他们几乎都是用书写、发声，乃至无言的表情告诉我，启示我，乃至警告我：人格尊严的不可辱，学术的科学精神必须坚守。泽华的离我们而去，让我心灵更强烈地迸发出一股澎湃的激情，我誓言，我会接过泽华递过来的灯，去点燃自己的心灵良知！

《八十自述》刘泽华著北京三联，2017（资料图/图）

特殊年代的一次学术交流

泽华和我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老南开了。我1954年留校任教，他1957年入校，毕业后也是留校任教。但是密集的政治运动和繁重的教学任务，使我们虽同住北村关注着对方却少有来往，只属于“点头之交”。一件小事让我们俩有了较多的接触和实质性学术交流。

1973年，“文革”逐渐走向消歇。复课闹革命，我又重新执教。一天，我从家里走向主楼，经物理系楼准备进主楼侧门到教室上课，忽听后面有人叫了我一声“老宁”。回头一看，正是泽华，他赶上来，不由分说，给了我一项任务，说是冯尔康同志写了一本研究《红楼梦》的书：《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让我看后提些意见，他自己却谦抑地说自己不懂《红楼梦》。我当时说的也是自己对《红楼梦》更没研究。记得后来拜读了冯著，也还是说了点读后感就交给了泽华。这个看似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却让我对泽华“刮目相看”！这是因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不正常，有的人因派性作祟，把非一派的人像乌眼鸡似的相待，至于学术交流，在当时根本谈不到。可是泽华却为自己的同事和精神同道的论著，主动找人征求意见。说高风亮节也许有点过火，说他热心帮人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件小事充分反映了泽华对他人学术研究成果的尊重，反映出泽华心底是把朋友的研究视为共同之事业，把学术更看作是学人之公器，有必要通过切磋交流提高水平。也许别人会认为这件事微不足道，但我却由此发现乃至透视了泽华的宽广胸襟。这是我俩第一次正式交流学术，也是我第一次感受泽华在学术上无私的人格精神。这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段和生活环境中是极为稀缺的心性和人品。

举荐来公

如果说上面述说的纯属私人间的“小事”，下面我就谈泽华的“公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南开人都知道来新夏先生是位“大人物”。他是校图书馆馆长，南开大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也是图书馆情报系的创始人和第一任系主任。但是他的“狂傲”之气常为人所訾议，他又不善于奔走权贵之门，所以他的人生道路坎坷。来公的“时来运转”传说多多，而真正有根据的，恰恰是泽华任历史系主任时，认清形势，顾全大局，把史学事业、历史工作和国家文化发展联系起来，乃力排众议，把长期被压制的来公的学术潜能充分调动起来！如果不是因为泽华首先极其尊重和看重来公的厚重的学养和才能，不是泽华所做之铺垫，也就没有后来的南开党委书记李原对来公委以重任。

今天，我们可以说，来公所任学校多项“要职”都是实至名归，也都是虚位以待，但是，正是泽华对来公的“科学生产力”的解放，以及高度重视人才，又不带任何偏见地尊重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