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这样一位父亲

青年沈昌。国民政府内务部在公务员甄别审查中为他写下“敏干有为，堪胜烦剧”的评语。而他也确实不负厚望。（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9月27日《南方周末》）

沈昌是抗日战争时期滇越、滇缅两线铁路工程的总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衔的中将司令。1942年，沈昌因积劳成疾去世时，年仅38岁，他的女儿沈蓓不足6岁。如今沈蓓已是耄耋老人了，她的这篇文章，勾勒了沈昌先生抗日爱国的一生，特此刊布，聊表缅怀先烈之意。——编者

2015年9月3日，我走上天安门观礼台，代表父亲参加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大阅兵，接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奖章。不久前我还代他接过由马英九颁发的、几乎相同的纪念勋章。

父亲沈昌遽尔长游已76年，当年小小的我也到了耄耋之年，“爸爸”两个字是那样亲又是那样涩。几十年间，记不清曾有多少次拿起笔想要书写父亲，又多少次颓然把笔放下，个中滋味比父亲的传奇本身还难表达，不是过来人很难懂得。

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滇越、滇缅两线铁路工程总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衔的中将司令，也是从中缅边境野人山活着走出来的幸存者之一。1942年回到昆明，九死一生的他无暇休息，立刻投入纷繁的国家事务。就在妈妈好不容易趁他百忙中抽出的一个晚上，为他活着回到亲人身边欢聚时，年仅38岁的他猝然倒在桌旁，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我亲爱的爸爸就这样活活累死在我的眼前。那年的我不足6岁。

母亲按照父亲生前所嘱：“万一我死了，就葬在云南，让我留在这片土地上，和那些死去的战士和工人在一起。”他的遗体没有送回我们的老家浙江乌镇，而是埋葬在他亲手建设的昆明小石坝川滇铁路公司墓园。1992年我和老伴第一次找到并来到他的墓前，发现小小的卧式石碑上竟有鲜花和还发烫的纸灰。一问才知道，这么多年当地老百姓年年祭扫，裱纸鲜花，心香泪洒，就是十年浩劫也未间断。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并未见过沈昌，对当年情形也不清楚，只是父辈祖辈们传下来的“总经理是好人，他是为我们丢的性命，这个墓，你们一代一代都要好好看护”的嘱咐，让这些质朴的百姓做到了我们子女做不到的事情。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沈昌为滇越铁路线区司令的委任书。（资料图）

独当一面

父亲原名沈家蕃，号立孙，1904年1月生于浙江桐乡炉头（今乌镇）。沈昌19岁毕业于东南大学并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23岁获康奈尔大学工程学硕士学位。获博士录取通知书时，欣闻北伐成功，遂放弃深造，毅然归国，从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小秘书做起，数月后调任内政部民政厅任专员。

1927-1931年，中国大旱并引发大饥荒，仅陕西一省就死亡250万人、逃荒40余万人。政府紧急成立由孙科、孔祥熙等人组成的赈灾委员会，调沈昌任委员会秘书长。沈昌的工作涉及中央拨款、动员捐款、组织展览会游艺会义演筹款、以工代赈、安置难民、收容孤儿等等，千头万绪。赈灾后数月，沈昌被任命为镇江县县长，时年24岁。

时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