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不开主旋律的日子
●“对主旋律支持是逐年增高，你立项的时候会受到电影局、当地政府、电影厂的支持，支持不仅是道义上的，而是资金上的保证，拍完后还有奖励，政府鼓励你的创作积极性。这不是一般的口号，而是变成了一套很完整的鼓励系统，这个系统基本上是从主旋律口号提出之后就开始成立了的。”
——主旋律口号提出者之一，现《电影》杂志主编赵葆华
●“主旋律是电影界首先提出来的，贯彻主旋律要符合艺术规律，好莱坞的主旋律非常巧妙，懂得如何宣传美国精神，用故事、人物融解掉、融化掉。我们过去有些影片可能故事性弱、人物性格弱……影响了主旋律的弘扬，但这不是主旋律不好看。”
——中宣部文艺局原局长梁光弟
●“关于主旋律曾经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从１９８７年到现在有多少定义根本说不清楚，‘三性统一’，从最早的文艺定义开始；‘百花齐放’，这是一种；然后‘双百’；然后是‘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然后是‘三性统一’；然后‘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三贴近’也是一个……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义存在。‘弘扬时代精神’，大概就是‘主旋律’的意思，这是社会的责任。但你要说谁给它一个科学的界定，我觉得没有。”
——电影局文艺处副处长陆亮
２００５年３月，广州市盲人学校的孩子集体“观看”了平生第一场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 谭庆驹／摄
遵照邓小平指示，话剧《决战淮海》删去了３封电报的情节。
１９８７年，１７岁的山西孩子贾樟柯和他的同学，每月能领到学校发的１元钱，他负责拿这笔钱组织大家包场看电影。贾樟柯组织的都是奇奇怪怪的香港电影——一点也不像学校组织的包场。
“为文化安全坚守阵地”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２年）
１９８７年，刘星在总政话剧团做编剧，他跟团长所云平、编剧王朝柱编了一出话剧《决战淮海》，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评价说：“在不到两个小时时间里，见战争风云，见心灵震撼。一位国民党起义军官说，就是国民党看了，对自己的失败也是服气的。”
话剧演了七十多场，《人民日报》刊发的评论称其为“一部电激雷鸣的史剧”；但国外媒体从话剧里看出了更多的“政治含义”。
“１９８８年春节，邓小平同志接见中央军委几位领导时问他们，有没有看过话剧《决战淮海》，大家都说看了。问：如何。曰：很好。小平同志拿出一份密参，法国记者写的，大意是：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否认斯大林主义风潮，在中国出演的话剧《决战淮海》是扬邓抑毛的。剧中有一个重要情节，由于毛泽东和淮海战役总前委关于如何攻打黄维，意见不一致，往返了３封电报……邓小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我们在淮海战役中打得很好，但都是毛主席指挥的，不要写这３封电报。”刘星说，“现在回想起来，小平同志１９８８年已经意识到后来苏联解体、政治风波是早晚要来的，这是提醒我们文艺工作者不要授人以柄，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现在看来，坚持主旋律，就是为国家文化安全坚守阵地。你说主旋律的提出，是不是非常及时呢？”
刘星和其他编剧对《决战淮海》进行了修改，删掉了“电报情节”。
１９８７年１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各地开始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思潮。
３月，现任《电影》杂志主编的赵葆华从长影厂调到北京，帮助刚上任的电影局长滕进贤在全国电影会议上设计口号：“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主旋律”概念。同时被采用的另一个口号是“三性统一”——即艺术性、思想性、观赏性。“当年这些电影口号，现在都成了全党的口号。”赵葆华说。
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刘星，开始翻着日历搞主旋律创作：再过一年是１９８９年，新中国成立４０周年，他决定做一部话剧《开国大典》。
这个点子在饭局上遭到了张笑天、张天民等人的“反对”，张天民说：“这么好的主题，做话剧影响面太小了，当然该做成电影。”大家提到西影厂也有这个打算，于是有了长影和西影一起投资《开国大典》的构思。
刘星带着《开国大典》的剧本初稿到了西影厂，厂长吴天明刚好出差，刘星等了７天，一个姓郑的副厂长才见了刘星。他把剧本甩到刘星面前，问了三个问题：“你这里有中心事件吗？你这里有主要人物吗？”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这种东西现在有人看吗？”
１９８８年，电影圈流行着一句话：“谁拷贝卖得多，谁就是爷！”
１９８０年代初，第五代导演刚刚进入电影界，拍出了很多讲究电影艺术性的实验性作品，却让影院创下了“门可罗雀”的纪录，赵葆华回忆：“田壮壮的《鼓书艺人》拷贝大约不超过１０个，李小珑的《鼓楼情话》甚至出现了零拷贝。”
艺术片卖不出去，各制片厂开始大规模创作娱乐片：《智斗美女蛇》、《无敌鸳鸯腿》、《东陵大盗》……这些“枕头加拳头”的高刺激娱乐片，虽然内容粗糙、情节牵强，却造成了另一种拷贝奇观——每部片子都能达到五、六百个拷贝。
１９８９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面对娱乐片大潮，电影领导部门分成两个阵营，从“艺术片还是娱乐片”演变成了“主旋律还是娱乐片”：电影局长滕进贤强调主旋律创作，广电部副部长陈昊苏支持娱乐片主体论，强调“娱乐片主体不会与社会主义文艺主旋律构成矛盾，应当纠正对主旋律的狭隘理解”。
１月２５日，《中国电影报》头版头条，以《主旋律？！娱乐片？！》为题，刊登了这次会议的纪要。
一年后，陈昊苏调离广电部，调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陈犀禾说，面对娱乐片的第二次高潮，国家开始在拍摄经费上对主旋律影片提供支持：“１９８８年１月广电部、财政部决定建立摄制重大题材故事片的资助基金，四年里资助了《开国大典》、《百色起义》等六部影片，总金额为１００５万元。”
长影厂最后决定单独投资《开国大典》，张笑天、张天民、刘星、郭晨共同担任编剧。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日，《开国大典》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４０周年的献礼片，在全国范围内公映。此后，《大决战》、《焦裕禄》、《巍巍昆仑》等一大批主旋律作品公映，中国电影市场正式成了主旋律的天下。
贾樟柯一直以为电影只有两类：打打杀杀的香港片；反映改革的国产片。直到偶然在一家小影院看到陈凯歌７年前的《黄土地》，他第一次知道电影也可以这样拍，原来劳动也可以不被讴歌。１９９２年，贾樟柯正在准备第三次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五个一” 怎么就不好看了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７年）
１９９２年，刘忠德就任文化部长——他其实一直想当的是教育部长。
当年在香港电影里打打杀杀的港台明星们，已经杀到了内地。刘忠德上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狠抓“港台风”：“很多人提出让文化部、宣传部发一个文，把港台歌星和低俗选美给禁掉。”
刘忠德不主张使用行政命令：“文化部、宣传部两个部委的人加起来，就算２４小时不睡觉，也管不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他把行政命令用在了媒体上：不许中央媒体包括大报和地方省市报刊登港台歌星的演出广告和消息。
这个“行政命令”以新闻的形式发在南京一家中等日报上——仅仅一个小豆腐块，就导致江苏两台港台歌星演唱会夭折，负责的老板撤资。
三年后，中国电影庆祝９０周年，刘忠德被邀请参加了电影界的影视座谈会，他没有想到这是一次批判大会。
“大家说电影非常不景气，领导没有及时遏制电视的发展，他们恨不得让我下道命令，把电视机都砸碎。” 刘忠德说，到场的编剧、演员、导演、厂长纷纷将矛头指向了他。
刘忠德没有把电视机都砸碎，也没人把刘忠德砸碎，会议的结果是刘忠德让电影人去仔细想想，电影为什么被电视冲击了几十年还活着。
１９９５年来声讨电视并不客观，国产电影从１９９２年开始滑坡，到这一年出现了短暂的高潮——海马影视创作中心解散，王朔等一大批作家从电视剧回归电影，《红樱桃》、《阳光灿烂的日子》、《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以及《红粉》四部国产片，进入包括好莱坞大片在内的票房榜前１０名。
高潮仅仅维持了一年，１９９６年３月，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规格最高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在湖南长沙召开，后来被人们称为“长沙会议”。
会议在“五个一工程”之外，启动了“九五五○”电影精品工程。“九五五○”是指，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中，每年１０部、共生产５０部“精品”。
“一部主旋律电影至少有５种资金支持。”电影局文艺处副处长陆亮说，九五期间，每年减免拷贝税，这项措施让各制片单位一年就能得到３０００万元的实惠；影院放映大片票房收入的５％贴补国产电影；电视台广告纯收入３％贴补电影；每年国家单独拨出１０００万资助重点影片；中影１９９６年拿出２０００万资助儿童影片。总计一年有１亿到１．５亿元投进电影。
电影产量并没有如想象般上升，１９９６年，中国电影产量从１９９５年的１４６部，降到１１０部左右，只有儿童片猛增到２２部，占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因为中影投入了２０００万元支持儿童影片。
这一年，国务院颁布《电影管理条例》，成立了“电影审查委员会”和“电影复审委员会”，王朔的《我是你爸爸》、王小帅的《扁担姑娘》等一批电影被禁。王朔对电影灰心丧气，出走美国。留下执行导演、老搭档冯小刚，写了剧本《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被有关部门以“有违社会公认道德标准的价值观念”为由毙了。
电影渐渐成了最难通过的文艺作品。
“当时的电影审查要通过广电部，文学作品的审查直接是出版社的编辑部做了就行。” 中宣部文艺局原局长梁光弟回忆说，这并不是因为电影人比作家思想薄弱。
李彦在《电影艺术》上发表文章《北影厂的现状与前瞻》，提到１９９６年北影发行的一个“怪现象”：其他影片发行困难重重，只有中组部、中宣部、广电部联合发文的《孔繁森》，创下发行４００多个拷贝的记录——但《孔》的票房收入主要来源于团体票房，零售票房不足５％，而且经常满场不满座。
这时刘忠德又增加了一个委屈：“五个一”工程是他和当时的宣传部长王忍之搞起来的，但不是他们搞难看的。
１９９８年，刘忠德参加一个电影工作改革会议，一个领导提出：报告文学可以组织听，为什么电影不能组织看？
“会是在礼堂里开的，人很多，我坐在这个领导旁边，面前刚好有个麦克风，他说完这句话，我就对着麦克风问他，这个方案几年前不是就失败了吗？为什么还要提？”刘忠德记得很清楚，当时整个会场都凝固了。
在刘忠德看来，是有人错误理解了主旋律和多样化：“有人说三性统一，我不同意。毛主席说过，文艺作品应该是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结合——观赏性应该包含在艺术性和思想性里面；多样化是一种形式，否则多样化不是跟主旋律对立了么？为什么《蓝色多瑙河》一奏，人们就鼓掌呢？高雅艺术也是主旋律，也很好听。不是革命题材才是主旋律。”
大家围绕“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做起了文章：认为主旋律是内容，多样化是形式的，主张主旋律也可以好看；认为主旋律和多样化都是指内容的，认为革命题材才是主旋律。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３日，贾樟柯已经拍完了人生第一部长片《小武》——一个小县城小偷的故事。这一天，他被叫到电影局，有人举报了他，理由是“不能让这样的影片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落款是某第五代导演的文学策划。电影局的处理意见是停止贾樟柯拍摄影视剧的权利——“主旋律”已经成了人们的话语中心。
主旋律也有实际效益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
“有人一听说主旋律电影就认为是说教的，劝我别再写‘教材’了。这是没有感受到主旋律电影的实际效益。”王兴东说话声音非常洪亮。人们知道王兴东，是因为他几年来“大批金鸡奖”，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离开雷锋的日子》等一批主旋律影片的编剧。更鲜有人清楚，他和太太王浙滨搞了一个“主旋律工作室”：
１９９６年长沙会议后，中国电影产量连年下滑，１９９７年下降到８８部。对主旋律影片而言，１９９７年并不是减产的一年，据陈犀禾统计数字显示，１９９７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中主旋律影片占据前１０名，其中《鸦片战争》、《红河谷》、《大转折》、《离开雷锋的日子》票房均超过千万。
王兴东做主旋律是因为胡启立。１９８７年８月，胡启立视察长影时，表示知道有人在做一个老解放车改造的电影《解放》，觉得不错。《解放》的编剧正是王兴东。受到鼓励的王兴东头也不回地开始了主旋律创作。
１９９６年，王兴东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被挖出的旧闻：撞死雷锋的战友叫乔安山。王兴东立刻关注起这个人物来，他四去铁岭采访乔安山，将这个故事写成了８集电视剧。紫禁城影业公司找到王兴东，希望他能将故事改成电影剧本。
改好的电影叫《离开雷锋的日子》。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国家教委、广电总局、文化部联合发文，确定其为推荐影片。“离开”上映十多天，就创下１８５万人次观看的记录，新影联２００６年将“最高观众人次奖”颁给了“离开”。
“至今‘离开’还在北京保持着国产影片最高上映人次纪录，即使现在张艺谋的大片都没能超过。”王浙滨说。
随后，王兴东、王浙滨夫妇加盟紫禁城影业公司，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潜心研究主旋律。王浙滨主要负责影片发行：“只有拿到政府批文，各地电影发行才能畅通无阻；但也得片子拍得好，这样别人组织起来不会太费力。”
１９９８年，电影产量再次减半，只有４７部。这一年有两部电影并列国产电影收入榜首位：冯小刚的贺岁片《甲方乙方》；傅红星的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收入都是３０００万元。
“我们有７０００万党员，一人１０元，１０００万人看就是１亿元。”王兴东不是在妄想。
２０００年，配合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党中央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廉政建设，上海电影制片厂投资百万将《抉择》拍成电影《生死抉择》。８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体观看了影片《生死抉择》，江泽民发表了“影评”：“这部影片给人以强烈震撼和深刻警示。表现了我们党反腐败的坚定决心。”
此后《生死抉择》的发行势如破竹，全国上映３个月，放映场次超过７万，观众人次突破９００万，国内票房超过１亿元，这个纪录直到２００３年才被张艺谋的《英雄》打破。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３日，贾樟柯和王小帅、张元等二十多个青年导演，被电影局请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局长童刚，副局长张丕民、吴克等都参加了会议，这次谈话的主题是“解禁”。
吴克宣布了广电总局１８号令：一般影片只要提供千字故事梗概就可以进行拍摄——反而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必须提供足本剧本。
“更要服务于战场”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
“如果电影讲类型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也是一种类型，是区别于好莱坞电影的特殊类型片。”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明振江始终认为，“主旋律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最有艺术魅力、最有感染力、最能打动人的。”
明振江在当八一厂厂长之前，在总政文化部任影视局局长，是广电部重点影片审片委员会的成员。在他眼里，整个１９９０年代，八一厂的主旋律电影创造了发行奇迹：“《大决战·辽沈战役》一片，中影发行拷贝超过３０００个，收入破亿。”
１９９０年代初期，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加上市场化改革以及盗版等因素，八一厂引以为豪的战争场面渐渐失去了优势。等到明振江就任厂长的时候，这里已经两三年没怎么拍片了。
“观众说主旋律不好看，其实是说我们有些主旋律制作得不好看。八一厂近年拍摄的《太行山上》、《我的长征》等，只要你能走进影院，真正耐心坐下来看，是耐得住看的。”明振江的判断是：越是主旋律的，越要在制作上下功夫，“防止题材决定论，防止简单地图解政治意图”。
２００１年，明振江上任后做的第一部电影《冲出亚马逊》，就“不像”八一厂拍的：两个特种兵在丛林里的遭遇，从士兵入手，借鉴了好莱坞的动作模式。
让主创人员兴奋异常的是影片“创造盗版奇迹”，公映不到一周，市面上出现了六、七个版本的盗版光碟。
《冲出亚马逊》之后，八一厂的拍片指导方向，从完全写历史事件转变到写人。
“继《冲出亚马逊》之后，《惊涛骇浪》、《太行山上》都得到了金鸡奖，这在电影圈是一个奇迹，没有一个厂能连续三年得到金鸡奖。”明振江说，“惟一的遗憾”，是这些影片在票房上比不过商业大片——此时八一厂不仅要面对美国大片，还要面对“中国式大片”。
２００２年张艺谋投资２．６亿元的《英雄》上映，媒体的报道落在两个焦点上：过亿的数字游戏；“稳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主题。
２００３年八一厂投入２６００万元拍摄《惊涛骇浪》，是该厂使用特技最多的一次——但跟上一年的《英雄》相比，投资只是其十分之一。
《惊涛骇浪》上映时碰上ＳＡＲＳ，影片最后收回１６００万元票房，但“在影视频道播出时创收视新高”。
“主旋律商业化我们是做不到的，《惊涛骇浪》你能选择见死不救吗？你能选择懦夫当主角吗？你能让大自然战胜人类吗？你能选择一个刁钻的主题吗？再看人物，你能在大的灾难面前，儿女情长、花前月下吗？你能去无病呻吟吗？你要是演周恩来，必须神似、形似，不能说谁有票房让谁演的。”现任八一厂副厂长的刘星对此忧心忡忡。
主旋律电影遇到的麻烦越来越实际。
２００５年八一厂推出《太行山上》，认为最好的放映时间是８月１５日到９月１日，千方百计找院线要到了这段时间，却拿不到好的场次，不是上午１２点前，就是晚上１１点以后。“片子还没放完，美国大片就涌上来了。”刘星说。
明振江把麻烦部分地归咎于八一厂没有独立的发行机制和院线。
八一厂是现在为数不多保持着采购买片方式的制片厂——总政宣传部门每年采购１５０多个节目，其中国产影片１００多个，大约采购拷贝五六千个，以保证每个战士每周能看一次电影——部队是看片最多的一类观众，但仅仅依靠这种免费放映，没法收回成本。
《太行山上》投资４０００万元，收回了５００万元，《长征》投资２５００万元，收回１０００万元。
“八一厂也在改革，但我们毕竟是军队编制体制，我们的作品要适应市场，更要服务于战场。”明振江说，现在八一厂正在紧锣密鼓地创作《８月１日》，作为解放军建军８０周年的献礼片。
（风端、虞晓毅、张小强对本文亦有贡献）
●主旋律大事记
○ １９８７年３月，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电影局长滕进贤第一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
○ １９９２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设立“五个一工程”，“五个”分别是：戏剧、电视剧、电影、图书、理论文章，同时对相关组织部门授予组织工作奖。１９９５年起，增加歌曲、广播剧评选，但“五个一工程”名称不变；
○ 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４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工作思想会议上发表讲话，重申“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表示弘扬主旋律，应该大力倡导“四个一切”；
○ １９９６年３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正式启动了“九五五○”电影精品工程；
○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在全国电影创作会上表态，一切反映真、善、美的影片都属于主旋律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