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耒阳：超级县城的教育困境样本 “好的时候忘了教育，现在教育回头教训了我们”

2018年9月10日，湖南师大附中耒阳分校重新开学，图为学生饭堂。（南方周末记者 徐佳鸣/摄）

陡然多出来的2000元费用，险些压垮45岁的农村妇女黄碧璇。

为了凑孩子们上学的钱，2018年8月初，黄碧璇从信用卡里套现出7500元现金。

她是4个孩子的母亲。大儿子18岁，在长沙读专科学校，每学期学费12000元；大女儿读公办高中需要住校，每学期学杂费4500元；小女儿读公办初三，每学期交四百多元；最小的儿子也13岁了，在公办学校上初二，花在他身上的费用原本最少，每学期只要150元。

这笔一口气超过1.7万元的支出，是这个农村妇女的心结。大儿子17岁那年在深圳打了一年工，存下1万元，足够承担自己的开销，黄碧璇稍稍宽心。但人生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她没有稳定的工作，偶尔在棚户改造工地上打零工，赚一两千元，时不时在朋友圈推销当地流行的廉价直销产品。

直到今年9月开学，耒阳义务教育大班额分流计划正式实施，她的小儿子是其中一个被分流的学生，摆在她面前的收费清单，比过往多了2000元。

正是这次分流，暴露出这个湖南省城区面积第一、城市人口第一的超级县城，在快速发展多年后留下的公办教育短板。

进城的孩子

进城之前，黄碧璇家住在离耒阳城区以东十多公里的半山区。六年前的农历正月廿四深夜，她的丈夫和14名工友下煤矿时因矿车脱轨遇难。

黄碧璇崩溃了，她在家躺了两个月，什么也不做，每天等着孩子们放学。距离最近的小学要走上1个小时，孩子们天黑了才能回到家。有一天，小儿子对她说，别人家的爸爸骑摩托来接，我没有爸爸了。母子抱头痛哭，黄碧璇猛然间清醒，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进城获取更好、更便捷的教育。

丈夫遇难后，黄碧璇拿到80万元抚恤金，给了公婆一部分，办了丧礼，为了争气修缮了农村的大屋，在城里买了小产权房，母子五人搬入城区。新生活再次拮据起来。

她托关系、求人，中间人流着泪对人讲述黄碧璇的故事，加上同情分之后，孩子们得以挤进城里的教室。

黄碧璇的经历与耒阳共振。据官方统计数据，2011年到2017年间，耒阳城区人口由17万增长到58万，农民进城状态各异，但一同造就这片湖南出名的大班额区。

根据教育部文件，56人以上班级叫大班额，66人以上叫超大班额。耒阳市教育局文件显示，全市义务教育阶段56人以上大班额1437个，超过四成班级是大班。

一段时期以来，大班额存在安全隐患、教育质量低等问题，让消除大班额被提上日程。

2017年3月，河南濮阳县第三实验小学发生“集体上厕所”导致的踩踏事故，该校班级多为超过80人的“超大班额”。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调研过的最大班额案例也在河南，人数达到130人。他对南方周末表示，大班额最集中出现在中部的河南、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