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亚雷:写作是要成为上帝,不要待在山谷里
“现在很多青年人担心跟社会脱节,我说这太荒谬了,他们怎么不害怕跟人类最美好的、伟大的文学艺术,跟托尔斯泰脱节呢?流行语、网红有什么好知道的,没有任何价值”
责任编辑:周建平
“现在很多青年人担心跟社会脱节,我说这太荒谬了,他们怎么不害怕跟人类最美好的、伟大的文学艺术,跟托尔斯泰脱节呢?流行语、网红有什么好知道的,没有任何价值”
一个愤世嫉俗的作家搬到乡下。
他开始担心房子漏水、花园长草,甚至彻底像个农民谨记节气,念叨着清明一过就不能种树了。
乡下事情太多,周末和家人度过,周一到周五,他挤着时间独自阅读、翻译、写作。虽然偶尔觉得寂寞,但一去城里开会、见人,又觉得浪费时间。“你会觉得我在干嘛?我契诃夫还没看完呢!除非是见真的有感情的朋友。这就是我辞职的原因,我强烈地不能忍受浪费生命,像车一遍遍把我碾过。”
两年来,他的脾性并未被乡间的鸟语花香、竹林湖泊消磨,依然爱憎分明,说话时频繁使用“特别”“荒谬”“非常”表示坚定。唯一的改变是建立起了一套朴实的价值观,“有用”与否成了判断事物优劣的标准,能结果子的大树是好的,杂草是坏的;在健身房的机器上跑步是荒谬的,边种菜、干活边锻炼身体才是有意义的。
一切都跟生命有关系,“小说特别高级,容易写死,是特别难种的珍贵树木,要花很多心思,每天施肥浇水,要求特别高,不像草那么容易活,但一旦种活,就特别高大健壮,可以存活一千年一万年。现在大部分作品都像草,一个季节就没了,甚至草都不是,只是超市里的塑料花和塑料树。”
他一直想住在乡下,小时候在安徽县城长大,没有真正在村庄里待过,“也许是因为金牛座特别喜欢土地,又或者跟职业有关,很多作家都爱住乡下,包括特别愤青的托马斯·伯恩哈德。君特·格拉斯也在德国的乡村买了好多房子,这不是偶然的,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安静、空气好。”
杭州城里位于30层顶楼的公寓刚好和这里形成对比,雾气、霓虹灯、高楼,晚上从阳台看出去特别像电影《银翼杀手》,他往返于两地,感觉穿行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我还是更喜欢这里,太太很随和,在哪都喜欢,不像我,离开这里感觉就很难受。我在这里就不会想任何地方,把这里当真正的家,容不下任何其他地方,跟爱一个人一样,如果你真的爱她,跟她结婚,你还老想着别的人,那肯定不是真正的爱。房子也是一样,但我也挺喜欢旅行,这里有一个安定的地方,然后不时地去旅行,特别好。”
床单、食物、衣服
4月的一个上午,我像个包裹被扔在乡间的三岔路口,接我的人还没到,司机近乎逃跑,掀起一阵尘。从德清县来后村,20分钟车程,一路上树木掩映,风景养眼,司机仍忍不住低声抱怨:来这种地方,回去又得空车了。
几分钟后,孔亚雷出现,戴着草帽,载我来到他乡下的房子,进门后径直走到二楼露台继续晾衣服。短袖、内裤依次摊在支开的晒衣架上,他的美国译者Mike Day教他用这种方式晒衣服,以及仅用洋葱、大蒜、橄榄油、盐做简易而好吃的烤鸡。
房子去年夏天造好,Mike是第一个客人。孔亚雷为这座在莫干山脚租的老房子取名“莫兰迪”,石头基座,黄泥墙,木梁,灰瓦,面对竹林和茶园的大院子,外观基本保留,室内改造成混搭的欧式风格:巨大的原木长桌,壁炉,地毯,铸铁浴缸,枝形吊灯,整面墙的书架。大部分家具和物件买自杭州石祥路的旧货市场,剩下的从莫干山上抓,包括一只叫Milk的白色小野猫。
山顶有家Lodge咖啡馆,翻译第一本作品《幻影书》时,他每天下午作为唯一的客人去喝咖啡,和英国老板及他的广东太太聊天,回去时就从山上捡些上海人家废弃的西式家具——坐下时能明显感觉到弹簧的老式沙发、本不成套又看不出差异的餐桌椅,主色调是灰色和白色,尽量去除多余和繁琐,散发出一种修道院式的气质:干燥、节制而宁静。
下楼梯时Milk在转角探头探脑,打过照面后我们走进厨房,他侧躬着为我做咖啡,又高又瘦,衣服松垮,像个掉队的影子。灰色短袖、绛紫色外套、深蓝色长裤,看着这身漫不经心的穿着很难想象他会如此在意生活:喝咖啡的时候听科恩,要不就晚上听,不适合这么明亮的中午;中午可以听点悠扬的意大利古典乐,或者Miles Davis的爵士,比较凉快。
谈话时他的声音和背景乐一样少有间断,眉眼耷拉着,沉默时显得忧郁,一张口表情又活起来。厨房的木质餐桌上只摆了一盘水果,一个绿色芒果、两个鹅黄梨、四个橙,定格如同素描课。环顾其他角落,陈列着可能是教堂里放圣器的木质展台、可能产自元朝宋朝的古董碗、写着“湖畔人家&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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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邵小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