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不下，回不去 谢幕的第一代农民工

最有名的第一代农民工巨晓林。从北京市人大代表，到十八大、十九大党代表，再到兼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作为技术型农民工的代表，巨晓林的光环耀眼。（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9月6日《南方周末》）

兜兜转转四十年，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即将迎来退休的高潮。

身无一技之长，或是找不到资源，成为第一代农民工难以突破固有阶层的根本原因。

养老保险交不够15年，让第一代农民工陷入“进退两难”，退休生活往往很难得到保障。

张全收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第二年去的深圳。在他老家河南驻马店上蔡县，深圳是农民最主要的打工目的地。

“深圳打工一个月挣一两百块，一年能存两三千块；老家只能种地，一分钱捞不到。”这是上蔡农民工对“改革开放”最初的印象。

“种地捞不着钱”，陕西的巨晓林也深有体会。陕西种小麦多，经济作物少。刚分地时，当地农民听说蔬果价钱好，争相种起了苹果。

不曾想，苹果泛滥滞销，1989那年，巨晓林一亩半的苹果一毛线一斤都卖不出去。加上当时国家为了鼓励农民种粮食作物，对经济作物加收农林特产税。他忍痛把苹果树都砍了。

张全收东拼西凑借了两百块钱，路费花了179元，大巴火车倒了好几回，辗转来到深圳。巨晓林也进了城，他比较幸运，成了中铁电气化局的第一批合同制的农民工。

兜兜转转四十年，如今，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即将迎来退休的高潮，以不同的方式退出历史的舞台。或体面，或落寞。

广西农民工李会成现在成了“名正言顺的广州人”。六年前，李会成成为广州首个积分入户的农民工，为了这一张户口页，他拼了19年。

但大多数同时代的农民工，并没有那么幸运。从重庆农村来到广州打工的敏姐，干了十余年，“留不下来，也回不去了”。广州有她的工作和朋友，但没有退休后的保障；农村的地也荒了，人也不认识了……重庆“棒棒”老甘，今年回到了农村，种地养禽。每月再拿几十元特困低保。而二十年前，他当“棒棒”，一天就能赚200块。

最有名的第一代农民工或许是巨晓林。从北京市人大代表，到十八大、十九大党代表，再到兼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作为技术型农民工的代表，巨晓林的光环耀眼。

四十年过去，“代表”当得越多，看到的问题也越多。“全国总工会年年调研，但现在仍然有很多企业没给农民工交养老保险。”巨晓林说，“而我们国家有这一强制规定已经过了十年。”

第一代农民工

重庆的自力巷，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未来公寓”。拆迁那天，不知埋下了多少根拳头粗的楠木棒。这里曾密布着破旧的木屋，是“棒棒”们在山城最后的聚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