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一号文件”中的农村四十年 转折点上被“反哺”

编者按：

40年来，中国农民解决了困扰上千年的吃饭问题，告别了已被征收两千余年的“皇粮国税”，迎来了土地的“三权分置”。

农村发生了巨变，并且其每走一步都影响着整体改革，没有人能否认，这场持续了40年的改革始于农村。

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农村在解决旧矛盾的同时，又有新矛盾产生，甚至还加剧了一些旧有的矛盾，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仍然明显。不过，随着十八大之后，中央先后实施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又赶上了新的机会。

杜润生牵头制订了1982年到1986年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9月6日《南方周末》）

谈到农民进城打工时，有位军队高层领导拍桌站起，“当兵就打仗，农民就种地，乱跑怎么行？”

1987年的一号文件，已和农村改革无关，但并不意味着农村改革已经结束。

“2004、2005、2006年分别讲了农民、农业、农村，建立起‘三农’工作的基本框架。”

陈锡文认为当下农村改革、乡村振兴工作中，得考虑最根本的问题，“不能损害老百姓利益，不能做得不偿失、伤害民力的事”。

谈起农村改革，80岁的中央党校教授张虎林字字铿锵，激动之时，会拿起拐杖在地上戳了又戳。2018年8月6日，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张虎林说，过去40年，20个一号文件破解了“三农”工作面临的诸多难题。

“一号文件”，是指中共中央每年下发的第一号文件，40年里，有20个一号文件与“三农”有关，勾勒出了一幅农村改革路线图。

1982年到1986年，中央曾连续下发5个与农业有关的一号文件，建立了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此后中断18年，2004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重新聚焦“三农”，迄今连续15年。

张虎林曾多次参与一号文件的调研和起草工作，在他看来，20个一号文件，既有“破”也有“立”，既肯定基层探索，也将其与顶层设计结合，试图给农民更多权利，给农村更多支持，给农业更多反哺。

有局限的75号文件

北京西黄城根大街9号，历经明清民国，阅世数百年计。20世纪80年代，因原国家农委、原中央农研室先后在此办公，9号院被认为是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部”，著名的5个一号文件在此诞生。

首个一号文件诞生前，另一份中央文件也对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那就是1980年印发的75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是一种为解决温饱问题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有进步，但75号文件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只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没有完全解决包产到户的“合法性”问题。

实际情况是，群众很快就突破了这个规定，包产到户迅速蔓延。很多农民开始担心，过去农村政策多变，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的肯定会不会又是一个权宜之计？

1981年8月，9号院的“掌门人”、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奉命领衔再起草一份文件。

这一年，后任国研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的谢扬大学还没毕业，便跟随着9号院的研究员们去了安徽滁县（现为滁州），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做调研，参与到了文件起草的前期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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