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0所幼儿园和一场教育公平实践

“越生越穷,越穷越生”是贵州毕节贫困家庭的特点。游浩宇的一天从拥挤开始,绝大多数时候都归于沉默。

“中国有城乡二元的经济制度,又同时兼具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和知识社会。这种混杂和折叠是当代中国的特点。要理解中国的教育,一定要把它放到大国内部复杂的时空中去。”

责任编辑:吴筱羽

游浩宇的爷爷把两岁的小孙子背在背篓里。(高伊琛/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9月6日《南方周末》)

“越生越穷,越穷越生”是贵州毕节贫困家庭的特点。游浩宇的一天从拥挤开始,绝大多数时候都归于沉默。

“中国有城乡二元的经济制度,又同时兼具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和知识社会。这种混杂和折叠是当代中国的特点。要理解中国的教育,一定要把它放到大国内部复杂的时空中去。”

早上六点多,天微亮,6岁的游浩宇放牛去了。

放牛地最近也要走上一个半小时,游浩宇趿着一双蓝色拖鞋晃在奶奶后头,在贵州毕节陡峭的山路上,6岁的腿脚比61岁的要灵活。

游家有九个孩子。9月5日播出的央视慈善人物颁奖典礼上,镜头扫过大大小小拿着牙刷的手,房前空地上,孩子们和祖父母蹲在地上刷牙,孩子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两岁。这是游浩宇一家早上洗漱的“盛况”,游家父母叔伯辈在外打工,九个孩子全由祖父母照顾。

游家兄弟姐妹是人们所说的留守儿童。在缺少学前教育的偏僻山村,他们从小满山疯跑。

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幼儿园25.5万所,在园幼儿4600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接近80%。

幼儿园未能覆盖的这20%,却正是学前教育需求最迫切的群体。

“不仅仅在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有类似问题:最后那一公里永远是最贵的、最难的,也是最需要的。”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李敏谊说。

放牛晨放晚归,一日两趟。直到一年前,游浩宇参加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一村一园”计划,生活里多了背书包上学。

过去九年,这一项目悄然改变着约十七万乡村儿童的学前生活。截至2018年6月,在中西部9省21个贫困县,该计划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了共2300所村级幼儿园,每年在园幼儿六万多人。

今年7月17日,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宣布,“一村一园”计划获得2018年度WISE世界教育创新项目奖。该奖项被BBC等媒体称为“教育界的诺贝尔奖”,此前来自中国的申请者众多,而这是首次获奖。

在陡峭的山路上,游浩宇6岁的腿脚比奶奶61岁的要灵活。(高伊琛/图)

偏远乡村的恶性循环

六岁的游浩宇有一个梦想:去城市打工。那是他爸爸、叔叔、舅舅们的生活轨迹,也是他能够预见的最好未来。

“越生越穷,越穷越生”是贵州毕节贫困家庭的特点。游浩宇的一天从拥挤开始,绝大多数时候都归于沉默。

镜头关闭后,游浩宇一家陆续出门。哥哥姐姐去上学,两岁的小弟在家玩耍,如果没有山村幼儿园,此时,游浩宇会牵牛上山,或和爷爷奶奶一起放羊、干农活。

他早已熟练掌握了牛的身体语言:什么时候该鞭打、什么时候叱喝,身高只有一米出头的游浩宇,挥起鞭子来像模像样。但奶奶说,面对生人孙子异常害羞——两分钟的短片,摄制组拍了三天,却始终没有录下游浩宇的一句话。而在南方周末记者面前,他只在拒绝两岁弟弟索要幼儿园发的彩色水笔时,才完整讲述了拒绝的原因。

“穷,孩子多,多了以后不照顾。这样的情况会形成一个非常糟糕的恶性循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迈说。

在“一村一园”计划最早的试点地区青海乐都县(后改为乐都区),“恶性循环”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

青海乐都县李家乡单科尔村的段晓红(化名)今年五岁,记忆中从没有妈妈的影子。

一开始,奶奶告诉她妈妈去打工挣钱供自己读书,她信了。但两年过去,妈妈连除夕都没回家,她开始主动告诉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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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邵小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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