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对后世中国的意义

汉武帝时代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曹一/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30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探索未知世界的热情 空前强烈的国家认同 汉武帝时代之于后世中国的深远意义》）

汉武帝的朝廷始终保持着巨大的开放性，不断的察举、征辟，把全国各地的人才吸纳进来。无形之中，社会上不安分的优秀领军人物，也就少了很多。同时，一些长期有效的经验在折腾中被摸索出来。几十年大范围的人口流动，留下来的印迹，是空前庞大的疆域和空前强烈的国家认同

公元前141年，十六岁的汉武帝登基，他接手的，是一个暮气沉沉的统治集团和一个青春洋溢的国家。

汉朝实行郡县与分封两种地方管理模式。各同姓诸侯王曾经野心勃勃，但经历过七国之乱的惨败，他们很清楚自己无力对抗中央，于是或者醉生梦死，或者开始在精致的文化品位中消磨人生。

朝廷直属的地方与部门，也一样慵懒懈怠。汉朝毕竟去古未远，世袭制还有相当普遍的社会认同，给予功臣的回馈，也不得不高于后世的许多王朝。老一辈的功臣故去后，他们的子孙也在朝堂上占据要津。景帝后期周亚夫之死，可以认为是勋贵子弟中最后一个优秀人物故去，后来者即使做到丞相，也不过是“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

而官方推崇的黄老之学以静镇之，似乎在给这一切碌碌无为提供理论依据。实际上，在大规模战乱民生凋敝之后，朝廷不多介入，充分发挥社会的自我修复功能也许不失为善策。但当人口和社会财富都积累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又不免如韩非子说的，是“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如没有马鞭与缰绳，却想驾驭悍马了。

《史记》《汉书》谈论汉景帝后期的社会景象的时候，忧心忡忡地说起社会中上层的攀比消费，豪强大族不受公权力约束的地方特权，以及生活充裕的社会底层难以宣泄的过剩精力。不必赞同他们的立场，但整个社会，确实充满了躁动不安的气氛。

这样一个时代迎来这样一位好动喜事，雄心勃勃的皇帝，立刻就爆发出可怕的能量。

察举制：推荐与考试结合

汉武帝即位之初，活得是很压抑的。开始，是奶奶窦太后当权，好容易熬到窦太后去世，母亲家族的外戚势力又迅速扩张，舅舅田蚡，成了说一不二的宰相。

制度史家引用的材料是，田蚡“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人，田蚡会让他直接从郡守干起。秦代与汉初，郡守直接对中央负责，类似于今天的省长，东汉州成为正式行政区划后，郡守类似今天的地级市的市长，汉武帝时代，郡守则介乎两者之间。对比今天大人物的履历，这种任命有多么简单粗暴，不难体会。

至于韩安国为代表的一帮子老臣，虽然不至于这么嚣张跋扈，但一样让汉武帝不舒服。元光三年（前132年），汉武帝想借另一位外戚窦婴来敲打田蚡，让两个人当廷辩论，指望群臣表态支持窦婴一下。结果韩安国说了一大堆，大意就是：窦婴也对，田蚡也对，到底谁对，皇上您说了算吧。汉武帝气得当时走人。

怎样打造一个能充分贯彻落实自己意志的官僚体系，自然一直是汉武帝最关心的问题。

相应的制度建设，就是察举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