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奈保尔，我们的作家太会为人处事，太俗务缠身

1992年，奈保尔在巴黎 图 / A. Abbas

他在牛津大学这个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似乎并没有找到身份认同。特立尼达也不是他的乡愁。多年以后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致辞时，他甚至都没提到他的出生地。印度就更不是了，对他来说，印度“从来就不是一个有形的世界，因而从来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远离特立尼达，是个存在于虚空之中、没有具体历史的国度”。

尽管后来他三度考察印度并写了关于印度的三部曲，但他声明：“我不为印度人写作，他们根本不读书。我的作品只能产生在一个文明自由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出自未开化的社会”

原标题《小说家的一种定义：V·S·奈保尔》

每个小说家几乎都有自己对于小说的定义，有的苛刻，有的宽泛，有的尚未完成定义，有的根本缺乏自觉，充其量只是一个模仿者。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认为：小说是“散文的伟大形式，作者通过一些实验性的自我（人物）透彻地审视存在的某些主题”，小说家则“是一个发现者，他在摸索中试图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一面”。

V·S·奈保尔的说法则简单粗暴，却又暧昧不明：“小说是编造的东西，这几乎就是它的定义。但同时，它又应该是真实的，得自生活的，即小说的一个要点是，小说来自对虚构的部分抛弃，或者说，透过虚构作品看到了某种现实的话，这部作品就是小说。”

以最古老的含义来说，小说家就应当是奈保尔的样子：对周遭事物保持苛刻的好奇，敏锐的观察力，毫不留情的笔触，最深刻的同情，甚至忘我的投入，不计任何代价，包括个人形象等等。在此之后，才能谈论一个小说家的独立和自由。

奈保尔刚刚去世，然而他的作品（包括虚构和非虚构作品）却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他对小说这门艺术的思考也差不多同样漫长，若加上父亲对他的早年启蒙，则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追问“小说是什么”以及“小说家何为”的氛围当中。他很可能同意昆德拉关于小说家的部分定义：一个发现者，但可能对后半部分有所保留：对存在的揭示者。证据是，他一生都在观察、游荡，但与其说他想揭示什么未知的存在，不如说他一直在试图发现自我。

身份

谈论奈保尔的作品，离不开他复杂多元的身份：印度移民后裔、中美洲某岛国出生、英国牛津大学毕业、虔诚的佛教徒……但在某些场合，他对这种所谓“身份认同”的解读不屑一顾。

V·S·奈保尔（V.S.Naipaul，1932.8.17-2018.8.11）出生于加勒比海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婆罗门家庭，他的外祖父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作为一名契约佣工从印度迁居至此。他出生后跟随父母居住在当地的印度移民社区。奈保尔出生的那一天，他父亲成为一名英语记者，这在以后影响了他的人生理想。7岁的时候，奈保尔跟随家人搬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西班牙港，在当地的英语学校就读，逐渐接触了欧洲的思想文化，并以优异成绩被牛津大学录取。

在此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