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数之缘

2016年春天，作者与张益唐（右）在加利福尼亚海滨。（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9日《南方周末》）

一个数学问题一旦与素数发生联系，就会变得深刻，难度也骤然增大。

一

1985年春天，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国内尚没有直接攻博，或硕博连读一说，所以我们是经过考试的。原本，硕士学位需要三年才能拿到，但我和王炜因为论文完成得早，且都已经发表了（那时还没有SCI一说，我们的论文都是在国内刊物发表的），因此得以提前半年毕业。换句话说，我们赶上了七七级那帮同学。

说到山大数学系七七级，我认识的人不多，其中有考入北大的张继平，他后来得过陈省身数学奖，做过北大数学学院院长；考入浙大的薛安克，曾多年担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在山大读研的，有从浙师大考来的黄岩老乡潘兴斌，现在是华师大紫江学者。还有一些留学海外并做了教授，我在北美的旅途中就见到过好几位。

说到山大七七级，我还知道有两位同学后来分别当选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他们是化学系江桂斌和物理系李卫。2016年，李卫作为校友代表回母校参加毕业典礼，演讲时提及他就读的磁学专业老师郭贻诚教授，我在校时就听说过他。郭先生是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C.D.安德森，1939年回国后曾任教浙江大学龙泉校区。现在想起来，郭先生可能是那时山大教授里“出身”最高贵的。

读博第一学期我曾两次去北京出差，算起来分别是我第四次和第五次进京。第一次是大二暑假去北京姑姑家探亲，第二次是研二寒假去大西北时路过，第三次是1984年冬天，我和王炜去北京中关村数学研究所查阅资料。那时候没有电脑或互联网，所有文献都是纸质杂志和书籍，数学所的资料比起山大来更为齐全，因此博士生通常都会去北京，那时候七小时的火车已经算很方便的了。

说实话，我对绝大多数复印的资料不太记得了。印象最深的是数学所资料室的工作人员，她们非常喜欢聊天。一旦进入资料室，不管你是否愿意，京腔都会飘入耳朵。聊天的内容当然与数学无关，而是日常琐事和趣闻，比如某某研究生的恋爱对象，或某某数学家的个人爱好。我后来猜测，由于数学所女性比例极低，她们不自觉地产生一种优越感，以为凡是男性都愿意听她们说话。久而久之，聊天就成为她们对男性的一种精神抚慰。

第四次进京是在五一前夕，我停留了一个星期，搭乘的是夜班火车，所谓夕发朝至，平生头一回乘坐了卧铺（硬卧）。出差的事由也与数学无关，而是去参加“首都部分高校大型社会观念变革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的出发点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某些传统的旧观念旧模式受到了有力挑战，并已开始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如何深入理解和认识这场变革，分析它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是当时理论界的重大课题。

虽然我本科和硕士阶段没有当过学生干部，读博以后却做上了学校研究生会学习部副部长，与我同行的孟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