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保町书香物语

矢口书店创立于1918年，专售电影、戏剧等相关书籍。书店旁边为日本工业大学。这座极具昭和风的特色建筑是神保町当地有名的拍照点。（陆婵/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26日《南方周末》）

回想北京琉璃厂、台北牯岭街……多少繁华一时的旧书市，都已被雨打风吹去，不复当年荣光。神保町旧书街为何能够百卌载薪火相传，依旧是读书人心中那场流动的书香盛宴呢？除了国人熟悉的内山书店和周氏兄弟轶闻，神保町的魅力从何寻找呢？

东京千代田区的神保町是一处知名的书肆聚集区。从地图上看，神保町东抵骏河台，西到九段坂，北达水道桥，南至皇居护城河，中心地带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靖国通”（“通”即大道）和一条南北走向的“白山通”。两路交汇处刚好形成神保町十字路口，神保町旧书街就在此处。一年四季，神保町近两百家新旧书铺书香不断，人声不绝，又凭借东京首善之地的地理文化优势，自然而然便有了“世界第一旧书街”的美誉。

世界第一旧书街之缘起

当地最古老的旧书店“有斐阁”成立于1877年。以此为起点，神保町旧书街已经走过了百四十一年的历史。而关于神保町与旧书之间的渊源，还得先从两所发祥于千代田区一桥地区的大学——东京大学和东京外国语大学说起。1857年，直属于江户幕府的西洋研究教育机构“蕃书调所”在如今千代田区的神田小川町成立。在之后的二十年中，蕃书调所历经数次改名，最终于1877年，同东京医学校（最初是1858年成立的种痘所）合并成东京大学。由此，正式开日本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先河。而在四年前的1873年，当时名为“第一大学区开成学校”的东大在全校推行一边倒的英语教育模式。为了接收因此被“驱逐”出校的法语和德语系师生，文部省在同年11月，通过整合归并，成立了学制两年的东京外国语学校，即后来的东京外国语大学。

明治初期，这两所学校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文化需求，促使附近的旧书店和补习学校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比如，有斐阁在创立伊始的主要业务就是向在校学生出售法学领域的旧书。而像三省堂书店、富山房、岩波书店这样的老牌书商，当年也是在神保町靠做旧书起家的。虽然，这一带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中央大学、专修大学和日本大学等私立高校，但正如明治大学教授鹿岛茂在《神田神保町书肆街考》中所提及的一样——“在神田神保町的古书肆街的形成过程中，东京大学和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存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神保町一带，高校师生随处可见。在追求“和魂洋才”（即“日本精神，西洋才技”）的时代大背景下，莘莘学子对二手西洋书籍的需求急迫而旺盛。于是，那些想要开设旧书店，特别是专营旧洋书的商家，自然而然便聚集到了神保町。

中国学子落脚地

正是在这些旧书店经营者的不懈努力下，神保町旧书街才得以从雏形初现，一步步筑成了后来的规模。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旧书街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留学生也曾在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甲午战争结束后，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写《劝学篇》，阐述“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大力号召国人赴日留学。一时间，大批官费生和自费生纷纷东渡扶桑。其中大多数人就来到了日语学校和留学生会馆聚集的东京神田地区（现在千代田区的一部分）。

1896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的筑波大学）前校长嘉纳治五郎在神田三崎町首开私塾，辅导中国官费生考取日本院校。六年后，这位提倡“联中抵欧”的日本教育家又在如今的新宿区创办了著名的弘文学院（后改名为宏文学院）。众所周知，这所学院接收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就是鲁迅。之后，弘文学院相继在神田猿乐町等地增设分校，而同在神田地区的法政大学和明治大学等私立高校也争相效仿，顺势推出了面向中国学生的日语教育课程。于是，神田地区的中国留学生数次第攀升，一时间竟带了些许唐人街的味道。

尽管后来伴随着辛亥革命和关东大地震后的归国潮以及北伐战争时的出国潮，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时减时增，起伏不定。但直至二战时期，神田地区作为中国旅日学子大本营的地位始终未有改变。尤其是1914年，日本国语学者松本龟次郎在神田中猿乐町创立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后改名为东亚学校），成了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必经的一个中转站。与赴日后的周恩来有过师生之缘的松本龟次郎本人，更是为中国留学生的日语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从明治中期到昭和初期，一批又一批中国留学生在神田地区落脚求学。1906年，作为官费生抵日的周作人后来在《东京的书店》一文中，如此描述当时的神田——“本乡神田一带的旧书店还有许多，挨家的看去往往可以花去大半天的工夫，也是消遣之一妙法”。在二战爆发前的数十年间，神保町为客居神田的中国学子提供了一个书香天堂。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对二手教材、外文辞书，尤其是西方思想和实学书籍的庞大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当地旧书店的发展。

（梁淑怡/图）

灾难接踵而来

然而，神保町百余年的历史并非始终如此一帆风顺。1913年2月20日深夜，神田的一场意外大火使神保町的旧书店几近全毁。火灾过后，神田当地的高校图书馆和师生都陷入无书可读的困境。神保町的书商们闻风而动，立即四处调配图书库存，并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振旗鼓，恢复了营业。彼时，里神保町（现在的神保町一丁目）一带因为有轨电车的开通，成了神保町新兴的繁华区。于是，许多旧书店便乘机将新店铺安置在了这附近。如今神保町旧书街的分布格局，正是在这场大火之后才得以形成的。

短短十年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再次席卷了神保町。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顷刻间，整个东京陷入一片火海废墟。神保町的旧书店悉数毁于一旦。相较1913年的那场神田大火，这次地震所带来的文化断层冲击更为强烈明显。学校、图书馆、出版社……受灾严重的文教设施数不胜数。明治以前发行的旧书古籍更是在东京几近绝迹。包括古旧书业在内，文化界的震后重建工作迫在眉睫。

灾后，以一诚堂书店为首的神保町书商们立即在废墟上搭起帐篷和木板房，重新开张营业。书店员工被紧急派往日本各地抢购旧书。很快，各类书籍开始不断流入神保町，旧书街的繁华热闹更胜灾前。在大地震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东京的整个旧书市场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物以稀为贵的状态。因此，旧书价格节节攀升，连带着旧书店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从结果来看，那场几乎将整个东京推倒重来的大地震对神保町旧书街而言，似乎成了一次因祸得福的契机。

进入昭和时期之后，日本社会忽然刮起了一股“一元图书”（日文为“円本”）风潮。1926年，一家名为改造社的出版社本着薄利多销的理念，率先推出一册一日元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这种廉价的新刊读物很快便吸引了大批读者前来争相抢购。改造社的大胆创新不仅挽救了在关东大地震后濒临破产的自身，还带动新潮社、春秋社、平凡社等同业纷纷加入一元图书的出版大军之中。之后数年间，这场风潮以势不可挡之势席卷了大众图书阅读市场。再加上1927年3月爆发的昭和金融危机的推波助澜，日本整个古旧书业可以说是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然而，在当时的神保町，也有不少书店依靠自身专业化的经营，最终平安地度过了此次危机。比如，当地唯一一家专营医学书的稻垣书店（1974年迁至东京都大田区，改名为东邦稻垣书店），凭借神田地区庞大的师生人数的优势，通过向大学生出售二手教材及参考书来维持日常运营。还有创立于1903年的一诚堂书店，因为主营江户时期绝版古籍和各式古代手抄本，所以也未受到新书大量刊行的负面影响。

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日军外侵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世界格局风云变化，神保町也无法独善其身。不少旧书店因为店主和店员相继应征入伍而不得不暂时闭门谢客，但同时也有书商趁势将生意做到海外，顺带发了一笔战争财。

战后，在东京大空袭中幸运躲过美军轰炸的神保町很快便迎来了两大发展机遇。一次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为了促进日本的社会平等和民主化，于1947年废除了“华族”（日本贵族阶层）制度。这些旧家豪族原本就是古籍旧书的收藏大家。在丧失贵族身份以后，一些人因现实生活所迫，无奈之下只好出售家族珍藏的旧典古书和名人字画。其中有不少藏品都流入了神保町旧书街。还有一次是1948年以后兴起的建校热潮。数年间，日本全国新建了三百余所大学（含专科）。日本人将其称为“竹笋大学”，比喻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当时，新书出版行业青黄不接，整体还没有恢复元气。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又要求日本学校的图书馆藏书中必须持有一定比例的洋书。因此，来自图书馆的大把订单纷纷涌向了旧书店。凭借着这两股东风助力，神保町旧书街在战后艰难的复兴过程中，进一步稳固根基并拓展了市场。

崇文庄两代守业

近年来，随着电子书市场的兴起和年轻人远离书籍的现象加剧，日本书店行业一直处于渐次衰落的状态。据日本出版业界统计，短短十年间，日本全国的实体书店就减少了近五千家，剩余总数不足一万三。令人意外的是，如此大环境之下，神保町旧书街的书店总数仍维持着细微增长的趋势。回想北京琉璃厂、台北牯岭街……多少繁华一时的旧书市，都已被雨打风吹去，不复当年荣光。神保町旧书街能够百卌载薪火相传，成为读书人心中一场流动的书香盛宴，除了“天时”“地利”之外，更主要的还是“人和”原因。

神保町的旧书店多为家族经营，店长一职代代相承。笔者前段时间走访了当地颇具盛名的旧洋书专卖店“崇文庄书店”。该店首任店长佐藤毅当年是一诚堂书店的一名学徒，主管洋书部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旧书店的学校”的一诚堂书店培养出了几十位旧书店经营者。仅神保町地区，就有八木书店、小宫山书店等十家旧书店的创立者来自一诚堂。

1941年，佐藤毅独立门户，创立崇文庄书店，主要销售日文书以及当时一诚堂书店没有的经济类洋书。是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整个日本社会叫骂“鬼畜英美”的紧张氛围中，销售洋书的旧书店自然是凶多吉少。当时崇文庄书店的境况如何呢？笔者特意就此询问了现任的第二代店长阿部宣昭。他说：“战争时期，国外的洋书进不来，国内现有的洋书又不好明目张胆地卖。经常会有警察来检查。但想着这些人也不懂外文，就糊弄他们说，全是些德语和意大利语的书，都是同盟国的东西。其实，当时有不少军人和官员，下班后换了便服，偷偷来我们这里买书。不管打不打战，大家心里总还是想读一些莎士比亚、歌德，还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令阿部先生深为自豪的是，崇文庄从创立至今，无论经历怎样的困境，都一直步履不停，从未放弃过销售旧洋书的初衷。1950年，日本解禁洋书进口。崇文庄书店趁机转型成为一家专营洋书的旧书店。最盛时期，店里曾有七名工作人员。除了佐藤毅和女儿夫妇之外，还有四名店员。如今，只剩下女儿阿部可子、女婿阿部宣昭和一位名叫佐佐木勉的店员。刚过古稀之年的阿部可子从二十岁起就一直在崇文庄工作。董桥曾在《阿部先生的洋旧书》一文中，称赞可子夫人颇具昭和时期著名女星原节子的风韵。在笔者看来，可子夫人不仅人长得漂亮，还是一位十分健谈爽朗的老板娘。对旧书店的过去与现在，她有着自己的一番见解——

“崇文庄一楼是各种外文学术专著，哲学和经济学的比较多，基本上是从日本国内收集过来的；二楼是十七至二十世纪的初版原装书和珍本，很多都是以前家父和我先生跑到英国去挑回来的。那时候，两人英文也不是很好，就拿着地图，扛着大把现金，硬是把整个英国的旧书店转了个遍。每次都海运回来好几大箱的书。五年、十年，是成不了一家旧书店的。没有几十年的积累，哪会有这些好书？现在，我先生还每年跑英国去选购旧书。美国有旧书展销会的时候，他也会去。另外，旧书店是和大学一起发展起来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些大学教授，喜欢买书藏书。再加上学校图书馆还在不断补货，因此旧洋书的生意非常好。现在，图书馆的库存基本上已经饱和，那些教授也到了向我们转卖藏书的高龄。有时候，从一位教授家里一车子拉回来就是四五千本，统统要整理、定价，旧书店的工作可真是个体力活。可惜现在很多大学教授都不太买书了，等到这些人老了之后，能放出多少有价值的藏书，实在是不好说。”

谈话间，可子夫人多次提到“时代”这个词，坦言虽然个人无法抗拒时代潮流，旧书店的生意时好时坏也是寻常事，但只要坚持下去，就总会有出路。然而，从夫人口中平平淡淡说出的“坚持”二字，崇文庄书店的两代人已经用了七十七年的时间来实践。放眼整个神保町旧书街，亦是如此。

“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张静江故居的这幅抱柱联恰好可以用来诠释神保町旧书街一直以来所传递的处世态度。

对于东奔西走的现代人而言，如今的神保町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座书香之城，它还提供了生活方式的另一种可能性。在这里，人们可以去汉阳楼或扬子江菜馆吃一顿当年周恩来、孙中山等人品尝过的美味中餐，或在1924年创立的共荣堂享受纯正的咖喱美食，而那些零星散布于各处的特色咖啡馆更是为神保町平添了些许慵懒静谧的气息。今时今日，在这片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土地上，百年神保町的故事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