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病在何处？如何面对？

“贸易打造的世界”，解散了亲密的人类关系，让经济逻辑支配了社会，改造了政治和社会的构建机制，最终，也塑造出了全新的人性样式。（东方IC/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26日《南方周末》）

在一个“贸易打造的世界”，最深刻的改变，是人性样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人成为“交易人”、生活则成为不同价值之间的商品化交换。由此，也带来“社会”本身的改变。人与自身、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全都被观想为一种纯粹的交易关系。

儒学的前景，在于它能否帮助现代人重建亲密关系、重建社会纽带、重建人性，而不在于能否在言辞和概念上挫败其它竞争者。

冯达文教授最近在《南方周末》发表《为何要从自由主义回归古典儒家？》，提出一项很重要的论题：振兴儒学，将为现代世界带来不一样的改变。这里所谓的“不一样”，是相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智识供给能力而言的。

我们依然记得，许多年前，以一些港台新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学人，曾努力使自由主义吸收儒家思想的要素，从而形成“儒家自由主义”或“儒学自由主义”。这一努力在今天看来是值得商榷的。它预设了一种整全学说和生活方式的西方中心论，将自由主义的学理和西方现代性所构造的社会生活形式视为儒学思想应该通过调适自身而加以迎合的东西。

冯先生的文章，彰显着一种新时代的文化自觉。儒家作为一种属于“我们”的思想资源，试图给曾经被自由主义整全学说装扮成普遍历史经验的现代性注入一些全新的东西。这就是对人、社会和自然的儒式观想之道。

我对此完全赞同，同时也想推进这个论题，来加深我们的思考。我关切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究竟病在何处？儒学该如何面对？

现代性：商人与商业社会

剧烈的变迁大概是百余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景观。且不说各种异域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光是那些“只是被介绍、从未受理解”的西洋理论，就不计其数。时至今日，大量译得或好或不好的异域作品，仍为图书市场的码洋做着重要贡献。

到了近些年，毕竟看起来颇有些“风景这边独好”，所以异域思想的好光景开始受到质疑。这质疑，从知识界个别领域传出的些微杂声开始，渐次增强放大开来。伴随着中国力量，开始要发出中国声音了。

一点儿也不奇怪！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对某种心智压力的回应。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的处境地位，可谓“大落大起”。从处处不如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猛然间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须弥之间的事。以思想和观念为生的人文学知识人，面对这样变化异常的景观，必然有极强的心智冲动，去找寻可靠的思想工具，来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预测什么即将发生。

以赛亚·伯林说，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事。虽然同为知识人，但不同于各行各业的技术专家，以沉思人类命运为己任的人文学者所关切是一件大事。这大事，就是我们称为“现代性”的那个东西。

“现代性”的概念在汉语世界存在已久。四十年来，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