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败诉，为何这起1.3亿证券行政处罚被撤销？

2018年7月17日下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苏嘉鸿诉中国证监会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决定上诉案，以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为由终审判决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一并撤销此前驳回苏嘉鸿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

［案情简介］

中国证监会认为苏嘉鸿涉嫌内幕交易，决定对其进行立案调查，并对威华股份及相关人员进行了检查、调查。经核查，中国证监会认为苏嘉鸿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殷卫国联络、接触，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其没有提供充分、有说服力的理由排除其涉案交易行为系利用内幕信息，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行为。2015年8月27日，中国证监会向苏嘉鸿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委托上海局于同年12月9日送达。同年12月11日，苏嘉鸿表示需要陈述申辩并举行听证会。同年12月25日，中国证监会向苏嘉鸿送达了《听证通知书》。2016年1月19日，中国证监会举行听证会，听取了苏嘉鸿的陈述申辩意见。

中国证监会认为，苏嘉鸿交易威华股份的时点与资产注入及收购铜矿事项的进展情况高度吻合，但是苏嘉鸿没有为其与殷卫国在涉案期间存在接触联络以及其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形成过程高度吻合提供充分、有说服力的解释。苏嘉鸿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述内幕交易行为。根据苏嘉鸿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作出〔2016〕56号行政处罚决定：没收苏嘉鸿违法所得65,376,232.64元，并处以65,376,232.64元罚款。苏嘉鸿不服被诉处罚决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中国证监会经审查作出〔2017〕63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苏嘉鸿仍不服，诉至法院。

［判决详解］

围绕当事人争议焦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内幕信息认定、证券行政调查的规则和要求、内幕交易推定的适用条件和标准、违法所得认定标准以及程序合法性正当性等五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审理，并认为：

内幕信息认定标准问题

涉案事项是否为内幕信息问题，是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影响内幕信息形成的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人员，其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初始时间，应当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本案中，不晚于2013年2月23日，威华股份管理层已经实质启动IT资产注入及收购铜矿的筹划工作，因此中国证监会认定内幕信息至迟不晚于2013年2月23日形成，并无不当。至于IT资产注入及收购铜矿方案被让壳方案所替代，是否影响内幕信息的认定问题，二审法院认同一审判决的结论，即不构成实质影响。

证券行政调查的规则和要求

中国证监会认定殷卫国为内幕信息知情人是否事实清楚问题，是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先调查取证，后作出认定和处理，是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行政程序启动后，调查收集证据并在证据基础上认定事实，是行政机关负有的法定义务。本案中，中国证监会认定苏嘉鸿从事法律所禁止的内幕交易，其中殷卫国为内幕信息知情人是关键的事实基础，应当做到证据扎实充分。法院认为中国证监会在认定殷卫国为内幕信息知情人时未尽到全面、客观、公正的法定调查义务，中国证监会认定殷卫国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苏嘉鸿对该问题的主张成立，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中国证监会认为是否向殷卫国本人进行调查了解属于其执法裁量范围的主张，法院认为，殷卫国系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认定苏嘉鸿内幕交易中起着关键的“联接点”作用，依法应当纳入调查范围，中国证监会在开展调查的方式、程序和手段上存在一定的裁量空间，但在是否对殷卫国进行调查了解的问题上不存在裁量的空间，因此对中国证监会的该项主张，法院不予采纳。中国证监会还认为，即使找到了殷卫国，其也可能不配合调查。法院认为，这是一个基于假设的主张，本身不足为据。因此，对中国证监会的该项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内幕交易推定的适用条件和标准

中国证监会认定苏嘉鸿构成内幕交易是否正确问题，是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的这个争议，主要涉及推定的适用条件问题，具体又分为推定的基础事实是否清楚以及基础事实是否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问题。对于推定适用空间以及本案中推定的基础事实是否清楚问题。本案中，中国证监会认为苏嘉鸿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殷卫国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有过多次联络，且苏嘉鸿交易威华股份的时点与资产注入事项的进展情况高度吻合，且没有为此交易行为提供充分有说服力的解释，应当推定构成内幕交易。中国证监会对该事实的认定构成事实不清，因而导致推定的基础事实不清。在此情况下，中国证监会对苏嘉鸿证券交易活动构成内幕交易的推定亦不成立。

违法所得认定标准应当规范化

被诉处罚决定对违法所得认定是否正确问题，是本案的第四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鉴于前述已经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苏嘉鸿构成内幕交易事实不清，因此对本案被诉处罚决定违法所得计算是否正确的分析已显得没有必要，不再论述。法院认为，中国证监会作为证券监管专门机关，此前制定《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是促进自身行政权力依法公正行使的重要方式和有益尝试，即使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变化，认为该指引的许多内容需要与时俱进进行更新，那也有责任且有能力修改完善该指引。如此，既可以为自身执法提供规范指引，推进执法规范化，也可以给市场主体提供行为指引和法律预期，提升执法行为的可接受性，最终促进对内幕交易行为的规制效果。该建议，希望中国证监会认真考虑和采纳。

程序合法性正当性问题

本案涉及的行政程序和一审程序合法性问题，是本案的第五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不论是行政处罚程序，还是法院审理程序，均应当做到合法公正。让当事人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绝非空洞的口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机关和法院在个案中通过当事人和公众看得见、容易接受的法律程序来保障和实现。中国证监会在行政程序中通过事先告知、举行听证会等形式保障了苏嘉鸿的陈述申辩权利，且不存在苏嘉鸿所主张的告知处罚依据和后续处罚决定依据不一致的情形，但行政处罚程序也存在前述未履行全面、客观、公正调查收集证据职责的问题，而后者既是事实和证据问题，也是程序问题，因而也应确认行政处罚程序违法。而且，对于苏嘉鸿与殷卫国的通讯记录，中国证监会以“涉密”为由不予保障苏嘉鸿在行政程序中的质证权利，也构成对苏嘉鸿合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的侵害，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也存在同样问题，一并指出并纠正。

综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和被诉复议决定。

（来源：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