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说形式揭示儒家的言述危机”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商伟谈《儒林外史》
1978年至1988年，商伟自本科、硕士到留校任教，都在北大中文系。他曾在袁行霈教授指导下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后任林庚教授的助手。1988年，商伟赴哈佛大学东亚系攻读博士学位，随韩南教授研究古典小说。
责任编辑：邢人俨
作为科举考场上的失意者，吴敬梓的前半生动荡不安，在家产败光后靠卖字画和朋友接济为生，《儒林外史》因此也带有他本人的“自传”色彩。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12日《南方周末》）
1978年至1988年，商伟自本科、硕士到留校任教，都在北大中文系。他曾在袁行霈教授指导下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后任林庚教授的助手。1988年，商伟赴哈佛大学东亚系攻读博士学位，随韩南教授研究古典小说。
“我当时觉得古典诗歌与社会的接触面太小，所以兴趣转向小说戏曲，还选修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课程，想从别的学科来考察小说戏曲的丰富现象。”商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对商伟来说，重要的是从细读文本开始。在细读的基础上，商伟把《儒林外史》纳入思想史的脉络来研究。“吴敬梓以小说的形式，深刻揭示了儒家的言述危机及其体制根源。在这方面，没有谁比他做得更好了。从写作时间上看，它早于戴震和凌廷堪等人关于礼的论述；它的直觉洞见是当时的思想论述难以匹敌，也无法替代的。”
商伟认为《儒林外史》的整体性在很长时间里都被低估了。鲁迅说它“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胡适视之为短篇小品的连缀——似乎可以把它拆成短篇，节选来读。“但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商伟说，“迟衡山在泰伯祠的墙上贴了一份仪注单，这似乎是一个无关宏旨的细节，但十一回后，王玉辉这位迟到者来访，就站在仪注单前，‘将袖子拂去尘灰读了’。这是一个回顾的瞬间，让我们透过王玉辉的创伤经历，重读泰伯礼，也对泰伯礼提出了它回答不了的问题。”
2018年5月31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Kent Hall，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的商伟，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儒林外史》的核心问题正是儒家礼学
南方周末：为什么从礼的角度入手研究《儒林外史》？
商伟：这取决于《儒林外史》自身的特性。明清章回小说中，没有哪一部像《儒林外史》这样直接拥抱当下思想论辩的核心问题——就吴敬梓生活的十八世纪初、中叶而言——是儒家的礼学。
清初儒家礼学的核心，在于确立礼仪实践在儒家社会中的主导位置。清初学者在总结明末的历史教训时，对宋明儒学展开了深刻反省与激烈批判。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程朱（程颢、程颐和朱熹）理学和陆王（陆象山、王阳明）心学都受到了佛教尤其是禅宗的侵蚀，背离了儒家的正宗。所以他们试图回归心目中的经典儒学，致力于恢复或重建礼仪，为儒学提供行为实践的基础与外部体制的依托。与此相伴随，是从理学的形而上关怀和心学的反求诸己的心性之说，转向了经世之学的制度建设和礼仪实践。
这样描述明清之际的思想学术转折，引出了许多问题：首先就是儒家礼仪主义者所说的“礼”指的是什么。有的学者指出，儒礼包括礼制、礼仪和礼义三个方面，而在清初，三者都共同指向了以人伦纲常为核心的宗法伦理、制度和礼仪。那么，清初礼学与其所批判的程朱理学之间，有什么根本区别吗？因为程氏兄弟和朱熹也同样热衷于建设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方宗法制度。有的学者干脆就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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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柯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