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变革的成就感是“名和利不能代替的”《人民日报》老报人追忆农村改革

1981年10月1日，河北临西县，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农民劳动热情高涨。种田积极性提高，这是农民在购买化肥。（视觉中国 蒋铎/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12日《南方周末》）

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农村改革做出了独特贡献。几代新闻工作者切实参与和推动农村改革，或前往一线调研，或组织稿件争鸣真问题，促进全社会对改革的思考和实践。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南方周末采访几位人民日报老报人，请他们回顾农村改革初期的往事，呈现改革的艰辛与昂扬。

提起1980年代，吴长生笑了，称之为“白头宫女说玄宗”，眼睛却亮起来。1983年，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所毕业，到人民日报农村部工作。

“能与李克林、姚力文、刘衡这样的人民日报老前辈们共事，得到他们的‘熏蒸’，真是一种幸运，虽然时间不长，但终生受益。”吴长生曾经在人民日报社离退休干部局主办的微信公号撰文回忆。

而李克林、姚力文，曾经担任他的领导，农村部正、副主任。这些老报人不仅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亲历者，更是推动者，他们的回顾和见证，对农村改革初期的艰辛和突破，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

当时，农村部可能是人民日报社最活跃的部门，读者来信以麻袋计。

“动不动传达室就说：你们来拿信。我们两个小伙子，推个车，有时候一推就是两三个麻袋。”1974年，何加正分配到人民日报经济部农村组，“翻麻袋”是入职后的重要功课。

1978年，“农村组”升级为“农村部”，主任是人称“李老太”的李克林。“文革”结束时，李克林已经六十多岁了；两位副主任季音和姚力文，分别比她年轻七岁和十岁。三人的新闻生涯都始自抗战时期的根据地。

李克林编过《平汉线报》，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季音编过《新华日报》华中版；姚力文在创刊时期就进入了《人民日报》。三人并无私交，默契却仿佛早已形成：李克林退休后季音继任，季音调到其他部门后姚力文接棒。

今人遥想改革年代，会以为“穷则变，变则通”，水到渠成，事实上，在改革成为共识的年代，改革仍需要勇气、智慧和担当。百舸争流，仍然会有激流险滩。

“一切秋后看”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文章见报前，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并不知情。多年后，她在《几乎中断“包产到户”的张浩事件》一文中回顾了当时情景。

当年的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安徽省的“包产到组”政策引发激烈讨论。会议还没结束，中央农口的领导同志转给《人民日报》一封署名张浩的来信，内容是“包产到组”在洛阳农村引起的混乱，并另写一封信表明态度。3月15日，张浩来信在《人民日报》刊登，即前述文章，配发的编者按是根据指示信改编的，其中的关键信息是：人民公社要继续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错误做法的地方，应坚决纠正。

正值春耕，张浩来信立刻引起巨大争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农村劳动组织“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坚决纠正“包产到组”的错误做法，使已经“包产到组”的地区一时乱了方寸。李克林相当震惊，按惯例，此类读者来信应交由相关部门处理。

当时，很多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都持保留态度。1978年，季音到江苏采访，想参加省委的农村工作会议，遭到婉拒。该省提出“坚决堵住西大门”，目的就是抵制邻省安徽“包产到户”的“歪风”。

依据官方统计数据，1956年到1978年，22年间，中国农业总产值从1033.8亿元增长到1794.5亿元，平均每年以2.5%的速度缓慢递增。农民的具体情形可能更为严峻，据南方周末记者对亲历者的采访，一工分两分钱的劳动价格在山东、北京等多地农村常年不变。穷则变，安徽的巨大示范效应使全国出现众多效仿者。因此，张浩来信及配发的编者按引起轩然大波。

读者来信雪片般涌向人民日报，正在北京参加农业会议的代表不断接到家乡电话，询问是否中央政策变化。震荡最强烈的，是张浩批评的洛阳地区和“包产到组”走在前列的安徽省。为此。新华社河南分社写了两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