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自守’是西方人讲述的中国故事” 专访哥伦比亚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刘禾
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所长刘禾教授既是学者也是作家，从1995年出版第一本英文著作《跨语际实践》以来，她的绝大多数著作都用英文完成。
责任编辑：邢人俨
1858年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字现场。在英方“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也不容改”的要求下，中英双方在天津海光寺内签署了天津条约。左坐者是桂良、中坐者额尔金、右坐者花沙纳，坐在花沙纳旁边的是时任英国驻东印度和中国区舰队司令西马縻各厘。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5日《南方周末》）
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所长刘禾教授既是学者也是作家，从1995年出版第一本英文著作《跨语际实践》以来，她的绝大多数著作都用英文完成。
1997年，比较文学研究出身的刘禾在伦敦国家档案馆做鸦片战争研究时，阅读了大量中英文文献，完成了《帝国的话语政治》一书。此书的英文原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
刘禾在研究英国国家档案时发现，多数国内学者并不知道当年英国人把中国人叫“野蛮人”，而英国人为发动鸦片战争找借口却说中国人把英国人叫“野蛮人”（“夷”字的所谓译义），并用中英天津条约将“夷”字一禁了之。刘禾通过档案还考证出，所谓的中国“自高自大”“闭关自守”等说法，都是先由欧美人讲述，而后被国内教科书翻译和复述。“一定要两边都研究，你才能把故事说清楚，结论会不一样。”刘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2010年出版的英文理论著作The Freudian Robot（中译《佛氏偶人》），刘禾专门研究了人工智能、控制论、博弈论、数字媒体等信息论，以及它们与冷战政治的互动，而这一切也与她的档案研究有关。“严格地讲，人工智能研究是冷战期间出现的，当代美国几乎所有的高科技都与冷战有关。”刘禾说，“军用人工智能最早在麻省理工学院和贝尔实验室等研究基地展开。迄今为止，最尖端的人工智能仍然在军事领域之中。”
她主编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透过历史研究，考察了500年来由西方规定的“世界秩序”和“文明等级”是如何出现的。有评论者将此书视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刘禾则认为，这种观点纯粹是误解。“历史研究就是历史研究，档案研究就是档案研究，不是对谁的霸权批判一下就能了事。更何况，谁是西方，谁是东方？这一类的虚构也只能通过历史研究来破解。”
2018年6月6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Kent Hall办公室里，刘禾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夷”指外国人，“洋”指十三行的买办
南方周末：什么机缘使你计划写作《帝国的话语政治》？
刘禾：我当年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做研究的时候，正好是香港回归中国，这个研究跟当时历史环境的变化有关系，因此我把重点放在主权问题上。此外，方法上就是如何阅读档案。因为我是文学背景出身的，讲究细读，所以和历史学家阅读档案的路数不太一样，那么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比如为什么中英天津条约第51条要禁掉“夷”字？我认为,以往的解释有失偏颇，因此在书里专门开辟两章把这个历史公案彻底地说清楚。
南方周末：你认为以往的解释是一种误读吗？
刘禾：不是误读，而是话语政治。我写英国人如何禁掉“夷”字的那一章，是在处理帝国和主权问题，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华夷之辨之所以一再被人提起，差不多每次都与外族侵略的危机有关，或与朝代的更迭有关。为什么“夷”字会变成争端的焦点？为什么它的词义总是在变化之中？其实，辞典也帮不了大忙。《辞源》和《辞海》都对“夷”字的现代涵义有所定义，但这些辞书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1858年以后，因此不可避免地被那一段历史所塑造。
南方周末：一般认为“夷”指的是少数民族，还有外国人，有一种瞧不起的感觉。
刘禾：一般人的感觉是从哪来的？从教科书和媒体那里来的吧。我们当然可以引经据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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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柯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