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跑跑” 跑不掉的争议】“范跑跑”前传

范美忠是一个声言誓死捍卫自由主义立场的人，一个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才子，一个有浓厚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一个心怀启蒙国民信念的中学教师。

他还是个球迷。他说，“大学四年我只做了两件事情：看书和踢足球，连西乙联赛的替补球员都能背出来。”网上流传，他的爱情宣言里有一条：找个看球时不打扰他的女孩。他每周都要带着自己的学生踢两次球。

但在“5 • 12大地震”中，他却抛下了自己的学生，独自一人跑到足球场上。更让人意外的是，事后他洋洋洒洒地为自己辩护，说“即使我的母亲我也不会管”。

英雄幻想的青春年代

我于1972年出生在中国西部省份四川南部的一个小县城的郊区农村。我的父母皆是文盲，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儿子，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我的母亲用她瘦弱的身躯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庭重担，她给我的爱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大的温暖。我从小脾气暴躁，性格倔强，内向孤僻，不那么讨人喜欢，以至于我的一些亲戚都认为我恐怕不适合在这个社会生存。

从我1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时代明显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据生于60年代的人回忆说，80年代是理想的年代，是诗歌的年代，是精神的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因为我成长于小县城的郊区农村，年龄又小得多，这样的文化思想的启蒙和追求理想的氛围基本与我无关。我只是在90年代以后通过各种途径的阅读去回顾和想象性地重新经历了这样的精神氛围，了解了那些历史事实，重温了他们的思想。这10年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英雄幻想的阶段。我多余的精力、太多的幻想憧憬和情感热血没有地方安放，于是全部投射到了武侠小说上，我几乎看完了整个县城能找到的所有武侠小说。

后来回忆起这10年的阅读经历我懊悔不已，痛不欲生，为什么就没有读到一本对我的精神发育和思想启蒙有价值的好书呢？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好老师或者朋友将我领进思想和精神的世界多好。

北大四年：精神分裂中的痛苦觉醒

我决定报考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我幻想成为一个法官来主持正义。但阴差阳错的是，因为高考考得比较好，我被北大历史系提前录取了。

提起北大，我的感情很复杂。除了当初引起争议的一篇《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我没有再就北大说什么。其实刚进北大，我就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觉得眼花缭乱，傻了。本科的课基本是博导来给我们上，虽然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思想和学识够糟糕，但肯定比我的高中历史老师强得多，至少他们不给标准答案了。但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北大现在的老师中已经没有几个坚守知识分子良知、追求超越价值以及纯粹而坚定地守护精神圣火的了，要那样的老师，回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吧。

此一时期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李泽厚。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对中国传统中“实用理性”思维的揭示给了我极大启发，让我知道中国文化基因中总的来讲缺乏超越性的价值坚守和非功利的纯粹爱智的精神；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解释模式在我看来至今都没有失效，中国人总的来说不追求个体自由价值的终极意义，而是把它作为手段纳入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李泽厚还高扬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并一定程度上以个体存在的偶然性来反对决定论，这种观念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个体意识的觉醒。在此不能不提的还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顾准的《顾准文集》。

北大四年的觉醒不光是思想的觉醒，还有个体存在意识的觉醒，我开始对功利化的人生价值感到不满足，感受到存在的孤独、虚无和荒诞，感受到终极意义和神圣价值缺失带来的生命迷途和无家的悲痛。

自贡三年：孤独绝望中的呐喊

1997年大学毕业之后，我主动选择了到自贡蜀光中学教高中历史。在上近现代史的过程中，我力图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以及国民性进行系统的反思；我还就教科书中对某些历史事件的遮蔽进行揭示，就教科书评价历史时的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进行纠偏。

但惊世骇俗的各种言论很快就通过学生的嘴传到了家长那里，人们以看待疯子的眼光看待我，把我视为迂腐的怪人、狂人。一年之后，我的血开始逐渐冷却下来，我的内心极度分裂、焦灼和痛苦，难道我就要这样过一辈子而对现实完全无能为力？经常，我一个人深夜徘徊在自贡清冷无人的大街上，不知道路在何方。

这一时期，陪伴我孤独心灵给我力量的更多的是鲁迅的著作。无论是狂人的发疯体验、先驱者的孤独体验、对麻木的庸众的体验，还是生命的虚无黑暗体验，我都在鲁迅那里寻找到了共鸣。而鲁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瞒和骗”的揭示和批判，尤其得到了我深深的认同。因此，在我的教育理念中，真实、真诚、真理、自由、独立、批判这些词语就成了关键词。

这3年对我来说不啻3年生命的熬炼或者说灵魂的炼狱。适应环境、改变环境还是寻找理想环境？适应非我所愿，改变非我所能，因此在自贡教书3年之后，我选择了逃离压抑的环境去寻找理想的环境，到中国媒体的天堂广州去。也许我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

媒体生涯

在大学同学的推荐下，我到了当时刚创办的《南方体育》实习，但因为与南体编辑群的个性差别太大了，短短一个月的实习之后我就走了，也曾在2000年欧洲杯期间到这次首先报道我的文章引起争议的《新快报》体育部实习，但也没有留下来。

这一番对中国最自由和最有批判精神的媒体近距离的了解对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当我在自贡的中学教书并感到压抑绝望的时候，我憧憬着自由而充满活力的南国城市广州。当我真的接触了广州媒体的时候，绝不妥协的性格使我连这样的媒体也无法接受，于是我又到了私立广州华美外国语学校教书。

再次回到讲台我吸取了在自贡教书的教训，一开始还是比较克制，但我不是一个具有内心分裂能力的人。在课堂上讲着讲着，我就会自由发挥起来，我这样异端的思想言论是注定要引起轰动的。很快，学生家长打电话到学校领导那里去告状。我的第一次教书生涯将近3年时间，而这次只有21天。

这个时候我还能到哪里去呢？我终于谋求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媒体工作，就是在广州日报社大洋网足球频道做网络编辑工作。这样混日子混了两年。

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我到了位于北京昌平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经济时报》理论版做实习编辑。一方面我对经济不是很感兴趣，另一方面我约的稿件都很难发得出去，这个编辑还是做得很郁闷很憋气。这个时候我在网络上认识的一位朋友介绍我到杭外去教书，是教语文。杭外让我记忆深刻而充满遗憾，我喜欢那里的教师群体，我喜欢那里天赋不错而且求知欲很强的学生，我喜欢这个学校宽松的氛围。但是由于我在指导文学社办阅读刊物的过程中让学生在刊物上介绍了李慎之、朱学勤、奥威尔、王实味和林昭等人物，于是又有人到学校领导那里去告状，这次我又没能在这个学校呆下来，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实现教育理想的环境，我的内心充满遗憾。

中学教育：我心中永远的情结

2005年下学期，通过朋友的推荐，我受聘到都江堰光亚学校任IB语文教师，IB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大学预科课程。在之前，我根本不知IB为何物？在拿到它的教学大纲之后，我感到耳目一新，IB母语课程没有统一编定的教材，却提供了一份庞大的书目供我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以及学生的具体状况来进行选择；它的教学方式非常灵活，强调启发学生的思维、发挥学生的创造性以及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它的考试方式非常独特，让学生写论文，写文学评论，还进行口头考试。

我做一个工作从未超过3年，本来这次可能打破这一个人纪录。但因为“5·12”地震的发生，因为我第一个跑到操场，因为我发在“闲闲书话”里的那篇《那一刻地动山摇》的文章，我又可能失去工作了。

人生充满偶然，这种偶然性正是我所迷恋的，如果人生的路程都按部就班，是早就设定好的不可更改的程序，那么人生将因缺少意外而变得非常没有意思。因为这次事件，我的教书生涯或者永远地结束了，但我的学术生涯将重新开始。

（原文约一万字，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