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泽 生生不息 | “闯入者”李天纲的江南民间祭祀报告

李天纲 图 / 徐晓林

金泽镇既是从儒教祠祀系统演变出来的民间宗教的活标本，又沾染了现代生活的气息。从这座江南小镇中，李天纲看到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及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杨震庙正殿外头的一张长桌上，摆着一排排盖着红纸的猪头，一碗碗卤得酱红色的大块肉在阳光下散发着光泽。

早上8时未到，庙里头已是熙熙攘攘，笼罩在浓烈的香火烟气之中。人群里，有站在香炉边点香的、有在投钱的，更多的人手执一把香顺着人流等着排队进正殿。锣鼓声里夹杂着歌声，有四个中老年女团正在殿前空地上翩翩起舞，跳扇子舞的、打莲湘的，还有双手作出摇荡湖船舞姿的。

一支进香队伍敲锣打鼓、声势浩荡地进来。这一队男香客着滚红边的黄衫黄裤，清一色捋起袖子，手臂上垂下两根线，一头吊着铁香炉、大铁锚、大铜锣等重物，另一头竟是用十来根钢针扎在胳膊内侧肉里；女香客们胳膊上搭着毛巾，也有线挂在手臂上，下面挂着一溜的花篮。她们穿着粉色衣裤，头包花巾，眼戴墨镜，土洋结合的造型颇为滑稽。

这一幕“扎肉提香”看得我们心惊肉跳起来，各自和身边人嘀咕着：“到底痛不痛呀？”

人流中，被香火熏得晕晕乎乎的我，被推着进了正殿。一眼望去，黑脸黑身的杨老爷（杨震）像前头，一排排都是在磕头的脑袋。塑像两旁各摆着一张小桌，桌后坐着人。香客们有的磕完头后走到一侧，掏出布包和一张纸，恭敬地递给坐在桌后的人。对方接过布包，一边打开数点着钱款，一边在小册子上抄录下一排排姓名和数字。

这是因各种缘故没法亲自赶来金泽镇烧香的信徒托“香头”带给杨老爷的孝敬，再递上自己和家人的名字，俗称“写名字”或“搭香”。

“照廿八香汛的老例，今天是要抬杨老爷出庙巡游的。这几年被禁止了，因为会有抢香，镇上头担心场面不好控制、发生踩踏事件。”充当起导游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为我们解说。

杨老爷庙是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上香火最旺盛的寺庙，吸引着来自江浙沪的信徒。每年农历三月廿八和重阳节，香客们坐着大巴、小船赶到金泽镇来烧香祭拜。据地方政府的估算，平均每年约有十多万人次。

远来的香客们会从杨震庙开始烧香，然后顺塘河沿途的小庙、私庙、旧庙址一路烧香过来，一直烧到颐浩禅寺。因为在杨震庙动用的是三牲的“血祭”，一些守规矩的香头担心冲撞了菩萨，烧了杨震庙后就带着香客团走了。

和在江南地区见惯的已被地方政府开发成旅游项目的“庙会”不同，金泽镇的“香汛”里里外外带着浓重、纯粹的宗教色彩，是以“庙”为重心的、民间自发组织的大型节庆。

发现金泽

2007年5月的一天，踏进金泽镇的李天纲和同伴被眼前香火缭绕的民间祭祀盛况惊呆了。

当时，他和上海滩著名出版人严博非一道，开车陪老朋友、北美著名汉学家卜正民到上海郊县游玩。卜正民曾写过研究明代士绅和佛教寺庙关系的著作——《为权力祈祷》，李天纲想带他见识一下自己新近感兴趣的一个去处。那天正撞上“廿八香汛”。

金泽镇民间信仰的盛况，引发了这位宗教学学者的好奇和关注。

此后十年里，他带着学生、同事、朋友，频繁往来于上海市区和金泽镇，旅行、参观、调查、做访谈、查资料、参加当地的各种文化民俗活动。随着对金泽乃至江南民间祭祀现象的深入了解，研究越做越深，也越做越大，完全超出最初的预期。

李天纲生于1957年，属于“文革”后的“新三届”，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已故著名历史学者朱维铮。他主要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一位青年学人评价：他早年对天主教入华史的研究，开创了国内这一领域的先河。

2000年左右，李天纲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告一段落，回到中国学术史的研究领域。研读“五经”、明清史籍和西方汉学记录、观察中国宗教的文献时，他心中的疑团也堆积得越来越高：

中国到底有没有本土的宗教？儒教是一种宗教么，还是如近代学者们所说，是一种道德哲学、人文主义学说？儒、佛、道的本质是什么？它们是否真能“合一”？如果合一，它们究竟在什么层面合一？

金泽镇民间活生生的信仰生活，给专长于思想文化研究的李天纲打开一个新视角。

多年来，他对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一直抱有浓厚兴趣。他不想继续在心性之学和书斋里打转，决定以金泽镇为聚焦点，进入到基层社会中，去看看民间真实的信仰、祭祀生活是怎样的，“或许由此引入一些真正有意义的问题。”

初夏的小雨淅淅沥沥地落下，打湿了太湖青石铺成的街面。在李天纲带领下，我们在镇上的老街上闲逛，穿梭于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古石桥。

“有人在这里烧过香。”他示意我们留心桥尾的一小堆灰迹，一边继续说：1950年代，为了彻底革除“落后群众”的封建迷信，当时镇上干部推倒桥边的小庙之后，在庙址上建了公共茅房。

据《金泽小志》记载，金泽镇鼎盛时期共有42座虹桥。按“桥桥有庙，庙庙有桥”之说推算，当时至少有42座庙宇。“想象一下，约五平方公里的地方上有42座庙宇，每平方公里就有超过八座庙宇，当时人口不足一万，这样的稠密度是不是很惊人？”李天纲估算道。

据地方志的记载，金泽镇在宋元至明代最为繁华，是淀山湖流域的经济中心，也是朝廷设置稽查、科税机构的所在地。元代开辟海运后，从太仓海港来的货物出入江浙腹地必须经过金泽镇。照历史学家的说法，金泽镇在清代中叶已进入全球贸易体系。

到20世纪初，金泽镇的经济开始衰弱。但直到民国后期，它的水路交通网络仍旧分担着上海到江浙之间的货物航运：从上海来的“洋货”，通过这里运到苏州、无锡、南京、杭州；苏南和浙江的棉布、丝绸、茶叶、手工制品、人力和各种原材料等经这里运到上海，再去往世界其他地方。

1958年，金泽镇划归上海，隶属青浦县（现青浦区）。位于江浙沪三省市交会处的古镇成了典型的“三不管”地带。金泽镇一度被“降级”为农业乡，消失于新版的地图上。

在上世纪80年代开启的新一波经济建设浪潮中，金泽如同一座被人“遗忘”的孤城。

这也让这座古镇侥幸地躲过了过去三十多年的大拆大建。在这里，传统的民居保存完好，传统的生活方式依旧。

镇上的年轻一代大多选择去上海城里读书、工作，或者去经济发展更好的青浦县城。留下的多为中老年人，他们过着慢节奏的悠闲生活——男人们坐在镇上的百年老店状元楼喝茶聊天，女人们忙着虔诚的信仰生活——到各处烧香、拜神。

闯入者

早上7点，我和几位同行考察的学者正在镇上“金泽工艺社”的大厅里吃早餐。忽然，李天纲和学生拎着几个塑料马甲袋大踏步冲了进来。他走到桌前给每个人分了一只炸得金黄酥脆的点心。原来，他们一早就去镇上买早点去了。

这是金泽镇的特色小吃，外形像上海传统早餐“四大金刚”之一的粢饭糕。一口咬下去，里头是热乎乎的鲜肉馅。

十年来，李天纲把金泽镇的每一条街、每一座桥、桥旁的每座小庙都摸得老熟。杨老爷庙和颐浩禅寺的住持、法师都成了和他相熟的朋友。区政府召开有关民俗文化旅游、对外宣传的会议，也必定会邀请他以专家学者身份参加。

但在金泽，李天纲说自己仍是一个“闯入者”。

十年里，他设法争取到了帮助他深入到当地基层社会的合作者。他把复旦学姐张化拉进了研究团队。张化退休前是上海市委统战部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熟悉“民族宗教口”的大小事务，并和上海各大宗教协会有长久联络。研究成果中有关政府宗教政策的资料和相关信息、统计数据，都来自她的贡献。

显然，李天纲找到了合作各方的“共同的诉求点”——镇政府需要找到能拉动经济的驱动力；上级统战部门希望为政策调整获得决策研究参考；地方基层则需要看得见的成绩——据张化透露，和金泽相关的研究项目为青浦区获得了统战系统的一个重要奖项。

“但我写这本书是纯学术的，并非是为政策部门做的政策研究。”李天纲强调说。即使没有这些帮助，他说自己仍做好了研究下去的打算——以一个“外来观察者”的视角去观察和理解。

相比西方的人类学家，他已拥有一个巨大的学术资源——江南有着历史悠久的文风，读书人多，留下丰富的地方志，文人笔记、书信、小说和野史，涉及社会风俗、礼仪和精神生活的种种细节。

“这些乡镇志都是第一手的记载。等于我们通过古人做了历史人类学，通过古人做了调查和民族志。”

瘦高个的朱明川是李天纲新招的研究生。自本科一年级起，他就跟着李天纲做田野调查，包括参与观察宗教现象、仪式和节庆，访谈相关的仪式专家和信众等等。如今他已和往来于寺庙的香头、师娘们打得“火热”，知晓神鬼上身、乩童等许多“怪力乱神”现象。

一起参与项目的师兄们常常挤兑他，说他身上带着邪气，已经是半个“老爷”上身了。

淫祀，作祟，一代理学名臣的尴尬

金泽镇上，有两座官方认可的杨老爷庙，一座在镇郊，一座在镇南。

1992年，镇政府为了回应信众祭拜杨老爷的要求，在老镇内原镇南总庙的旧址上建了杨震庙。然而，这在民间信仰是犯了大忌——“杨老爷”赶走“金总管”，属于神明错位，灵魂交叉。老百姓不买账，依旧在原址上烧香。

不得已，镇政府在2000年再次批准在原杨震庙的旧址上重建老爷庙。

杨老爷是长江三角地区的地方信仰。明清至民国时流行于江南地区，在上海市区也很普遍。据上海道教协会2013年提供的不完全资料，在上海郊县，供奉杨老爷像的宫观不少于18个，遍布松江、青浦、奉贤、浦东、闵行。

令李天纲奇怪的是，在民间如此兴盛的杨老爷信仰，在历次重修的《松江府志》《青浦县志》和金泽镇读书人撰写的《金泽小志》都找不到踪影。

“因为这属于淫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他分析说，“儒学士大夫不愿多谈。”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代建立起来一整套自上而下、力求统一的“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祭祀体系。汉代以后，儒教占据“王官学”地位，成功地把这一套等级制度固定下来。合乎礼制的祭祀，是为正祀；超出祀典，即为淫祀。

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系统里，凡是没有得到皇帝赐额、官方认可的，皆为“淫祀”。《礼记·曲礼》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

杨震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据正史《后汉书·杨震传》载，其为东汉弘农华阴人，出生于豪门世家，列祖中有以军功封侯、出仕为丞相者。杨震少时有“关西孔子”之美誉。他为官清廉，因不满朝政，辞官回家，后“饮鸠而卒”。

在金泽镇，流传着许多关于杨老爷的故事。在民间演绎中，他成了金泽当地的父母官，为镇上百姓喝上干净的水而中毒身亡——这也是杨老爷塑像黑脸黑身的由来。

一位爱写博客的金泽老人回忆说：在他童年时，“杨老爷”在镇民心目中至高无上，又是亲切的存在。哪家小孩子捣蛋、不听话，大人一提“杨老爷”，小孩马上不吵不闹了。小孩子如果体弱多病、不好养，大人就会去杨老爷那里烧香，并让小孩叫杨老爷为“杨继爸”，有的甚至把孩子的姓氏也改为“杨”。

李天纲自己从一位“老上海”、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研究所主任李家振那里听说了一段对方亲眼目睹的传奇——李家振念中学时，有一年上海遭遇洪水，班上有位住南市的同学家里飘来一个杨老爷的木头雕像，于是就供在家里。几天后，有陌生人找上了门，说杨老爷昨日向他托梦，要他到城里这家来找他，果然找到了，对方坚决请求把老爷像赎回。

在杨震庙正殿的左侧，有一排看上去稍新一些的陪殿。在主殿烧完香的人群鱼贯至此，又一间一间地轮番拜祭过去。朝里望，每一间都供着一尊着裙钗的女像，里头还有床、被褥和梳妆台等家当。听香客介绍，这几位是杨老爷的三房太太，他们亲切地唤作“寄妈”。

这些跪拜杨夫人的信徒中，以女性居多，里头也有不少年轻的面孔。李天纲曾做过调查，来杨老爷庙烧香祭拜的女孩子中，有很多自称是杨夫人的“过房女儿”，曾因生病、求学、求职、婚姻来拜过，说是“灵验”，就自认她为干娘。

他曾向年长的信徒打听杨夫人的来历，对方告之是“陈三姑”。这让李天纲大吃一惊——这是《金泽志》里有记载的、当地百姓设庙祭拜的女鬼，曾在清初遭到官方严厉取缔。据说，陈三姑生前是一个行为不合礼教的美貌女子，因犯淫罪而遭其父沉塘，从此其魂魄常上岸作祟，致人生病癫狂。不知何时，经信众撮合，杨老爷娶了陈三姑。

《左传·昭公七年》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中国人传统的生死观认为：人死后如果没有被合理安葬，没得到活人们的祭祀，就会出来为厉，祸害人间。这一套“鬼祟”观念，再结合阴阳、五行学说，成为中国民间祭祀的一个系统学说。

相比上层儒家士大夫们热衷的祭祀礼仪和心性学说，李天纲认为：下层民间儒教更加重视这一套“鬼祟”说法。

在金泽镇，还有两座没有得到复建的，是供奉五路财神的堂庙。镇民们有时还是会回到旧址的废墟上去敬香祭拜。

五路财神是江南地区信仰的主财神。在我家乡杭州，每年农历大年初五子时，是燃爆竹迎五路财神的时刻。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这是一年祭祀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城市禁止燃放爆竹，但仍能在大年初四深夜听到偷偷燃放的爆竹声。

民间对“五路”、“五通”、“五显”的来路说法纷纭。据李天纲考证，它们都起源于唐代，流行于宋代，有“南五通，北狐媚”之说。到清代混合在一起，合并为“五圣”。在明清的江南传说中，五路神是彻彻底底的邪神，为非作歹，作恶多端。文人笔谈里记录下不少他们祸害乡里的恶行。

对于这一类邪神，儒家正统一直持道德主义立场，是不允许祭拜的。

但民间的对策是设庙祭拜，烧钱、送食、做新衣裳，哄着骗着，好让它们不要做坏事。从江苏吴江县走出来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英国做博士论文时曾写道：“我们的祭祀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对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

清康熙年间，河南籍京官汤斌出任江苏巡抚，他以理学教化人心，严禁妇女着奇装异服，毁禁刻淫词小说的书坊，并严厉打击“邪神”信仰。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奏毁天下五圣庙，将五显、五通、五路等所有以“五”字开头的神灵，包括刘猛将、陈三姑在内等都斥为荒诞不经的“淫祠”。随后，他捣毁苏州上方山、虎丘山等地的五通庙。他又下令各州、县将所有类似的祠庙全部毁掉，用拆下来的砖木材料去修建学宫，并改奉满洲人在入关前就已经开始供奉的“武圣”关帝。

上世纪80年代后，各种传统习俗在内地悄然复兴。或许是借助江浙沪区域经济崛起之势，五路财神如今已从江南地区的主财神升格成为全国许多地方的民间信仰，和赵公明、关帝一道享用着善男信女们的香火。

在一次喝茶聊天中，李天纲曾向金泽镇老人请教过这几位财神的区别。有老茶客给他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关公是武财神，赵公明是文财神，五路神是邪财神，邪财神也是要拜的，不拜会“触楣头”；人在社会上混，上下左右各路财神都不能得罪，和气才能生财，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番话让李天纲回味许久。他认为这正好反映了传统江南人的财富观和价值观——精明、温和、世故、现实，以及“打不过它就投降”的经常被人征服和统治的无奈。

黑色幽默的是，汤斌死后竟被江南民众迎进庙里供奉起来。每有五通神作祟，信徒们就烧香，请他去收拾厉鬼。

堂堂一代理学名臣竟成为管制厉鬼的“人鬼”。他若泉下有知，该如何面对这种“错位”与尴尬。

在某内陆省份的乡下，李天纲曾目睹一场更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杀猪放血的血祭。那一刻，他忽然领悟了这些民间祭祀观念的内生逻辑和它的强韧性。

“你可以去禁，去打。但你士大夫会死掉、你哲学家会消失，那些后来的哲学家又跟你主张的不一样，皇帝也会这样，会改朝换代。但是文化，人们的行为方式，它一代一代延续下来。哪怕这个地方的人灭绝了，换一批人过来，它们还是这样做。”

“到底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呢？”李天纲说。

杨老爷庙是金泽镇上香火最旺盛的寺庙，吸引着来自江浙沪的信徒

“圣城”未来：现代转型，外来建设者，航海家

在杨老爷庙正殿大柱上，挂着一对巨幅对联：“清正廉明畏四知而辞金；反贪反贿受群众而爱戴。”

不知何时，黑脸黑身的杨老爷化身为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头的“反贪局长”，与时俱进地满足来自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们的心理情感需求。

在参观中，大家探讨得最多的是金泽古镇何以成为江南地区独一无二的民间祭祀中心。

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金泽镇是因为在上海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才保存了这一整套传统宗教的祭祀。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展，金泽镇的桥庙文化会逐渐消失。

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宗教消亡论”。他们相信宗教阻碍了生产力，扭曲了生产要素，是现代化的负担，并乐观地预言：随着科学文化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宗教信仰必然消失。

李天纲并不认同这一类观点。对历史的梳理、观察和跨文化对照，让他看到——对宗教真正构成冲击的，并非现代化和城市化，而是意识形态的革命、维新和改造运动——清末维新运动的“毁庙兴学”，中华民国的“新生活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破除封建迷信，以及再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金泽镇的现实似乎在叙说着另一种强韧的可能性。

“在金泽镇，很多明清时代的民间信仰和祭祀都延续下来，我观察到里头也有一些改变和转型，因为受到了政治生活的一些冲击。但是，那些基本生活面里、能保存的还是保存下来了。”李天纲说。

李天纲身上有典型的上海人气质，务实、接地气，颇具社会活动能力，和三教九流都能打交道，并非那种独守书斋的学者。私底下，他颇有几分其师朱维铮先生的遗风——清高，直率，看不惯会骂，最恶各种“虚头八脑”的高调与空谈，从不参与学术界的“大合唱”。

因着早年研究基督教入华史，他推动建立了徐家汇土家湾博物馆。调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后，他又和法籍学者魏明德于2009年一起搭建了以“徐光启-利玛窦文明对话研究中心（利徐学社）”为中心的文化交流平台。

如今，他正在联合地方政府、商界和民间力量，想在金泽推动建立起一个囊括非物质文化和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性历史文化项目——概念近乎“江南圣城”。“就有点像敦煌，在其他地方早已消失的、看不到的，你在金泽镇能看到。”李天纲的博士后、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启元解释说。

眼下，金泽正在申报上海市一级的非遗项目。

2018年“廿八香汛”的前一天，在香港金融家张颂仪夫人梅巧冰创办的“金泽工艺社”里，举办了一场“《金泽》新书发布会暨金泽历史文化研讨活动”。主办者的名单上有镇政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浦区文广局、青浦区旅游局。多位镇领导到场发言，表达了“传统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强烈愿望，希望利用每年的“香汛”和“江南的香格里拉”的新概念，把这个各项经济指标常年在青浦区末几位的“落后生”拉动起来。

在金泽，早已有了一些先行的“闯入者”，他们中有画家、商人、摄影师、学者。

创办“嘉礼堂”的香港知名艺术商人张颂仁和其弟张颂仪已在金泽深耕近20年。张颂仁是上海裔，在香港长大，留学西方，回到香港后醉心于国学。在苏州、在金泽镇，他推广“乡土计划”，希望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生活。

嘉礼堂按照儒家经书和明清地方志恢复儒家的传统礼仪和祭祀，包括婚礼、冠礼、乡村四时的祭祀活动。2012春，他们还尝试复活“鞭春牛”活动。但是，即便透过一个只在镇上待了数日的外人的眼睛，也能觉察到有一堵“看不见的墙”横在他们和当地的基层社会之间。在镇民眼里，他们是一群“外地来的有钱人”。

李天纲参加过嘉礼堂举办的许多文化活动和学术探讨会。对嘉礼堂恢复、推广传统的诸多尝试，他持保留态度。

“尚处于实验阶段。”他委婉地评价道。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