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死，他们在档案馆

  “一本日记、一枚校徽、一篇作文，每一件物品背后就是一条生命。档案馆 想把它们保存起来，让后人通过档案可以知道这些曾经如此美丽的生命。我们不是记录死 亡，而是记录生命”

孩子一懂事就要去看姐姐

6月3日正午，都江堰上空的太阳有些肆无忌惮。强烈的日光让谢家强脸上溢出一颗颗白色盐粒，在黝黑皮肤的映衬下格外显眼。

就在几天前，这个壮实、坚毅的汉子彻夜难寐，爬起身来坐在冰冷幽白的月光下，给远方的女儿谢鑫婧写了一封长信，信封上没写地址，因为他知道目前的寄送方式尚不能穿越阴阳、递达天堂。当几番苦痛的纠缠停驻，谢家强最终决定：在这个风雨过后的艳阳天里，将天堂之信转交给姬勇。交信的那一刻，两个男人的眼角同时落泪。

姬勇在当地是个明星，妇孺皆知。他的身份是“成都市档案局政策法规处调研员”，这不是他出名的理由；第二重身份则是“成都电视台脱口秀节目《成都搭档》主持人”，观众称其为“成伯伯”，这档蓉城曾经最具人气的电视节目，造就了他在民间独特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这是姬勇和他的同事在震后第二次来都江堰，上一次是在5月27日；他们寻找和搜集的重点是夷为平地的新建小学、聚源中学遇难师生生前的所有资料，而谢鑫婧就是新建小学四（2）班的学生。这个班48人，5人当天请病假；到课的43人中，死亡28人，死亡率65%。“保留下这个集体的点滴痕迹，将成为一份系统、鲜活并且弥足珍贵的档案。”姬勇说。

在谢家强的临时住处——新鹿药业单身宿舍外的一片树荫里，所有的人都在屏息凝视，大家凑在一起默读这封特殊的“寄往天堂的信”；几乎听不到人的声音，近处的蝉鸣凄切和空中救援直升机的轰鸣杂糅在一起，淹没了这封信的每一位读者低沉的哭泣。姬勇读毕喃喃自语：档案的定义是“一种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

“我愿意女儿到那里（档案馆）去”，谢家强说，“国家需要啥子就拿去嘛，而且将来我们还有个看婧妹（谢鑫婧的小名）的地方。以后应该还会要孩子，孩子一懂事就要去看姐姐。姐姐没死。”谢家强和妻子李茜把女儿的遗物作了整理，分成三部分：能反映女儿生命记忆的奖状、作文、画画、照片，还有跆拳道证书交给档案馆；有重复的照片自己留作纪念；孩子最喜欢穿的衣服和课本，就烧给女儿。另外，他们还将一张“新建小学四年级2班接运遗体记录表”递到姬勇手上：这是完整的遇难学生名单。

谢家强平时不爱说话，常年做电工的他习惯了同机器打交道：“我向来也不喜欢写东西，不会写；但这次一提笔就没停下过，有写不完的话，就是那天晚上特别想写，要是现在，也许很多东西写不出来了。”

“如果谢家强那天夜里不写这封信，如果写了却不愿意把这封信交给我们，有关谢鑫婧的生命记忆在若干年后就会失去。我们的后人正是要通过这些生命记忆来体悟汶川地震，来感悟生命的珍贵。”姬勇小心翼翼地将信和照片、证书、作文一起装入一个大号信封里，牛皮纸的，很结实，不会让她再受一点震恸。

不记录死亡，记录生命

不是每个人都如谢家强般不假思索，他们要拿出来的东西意义太特殊了。

谢鑫婧的好朋友张怡佳被废墟吞噬后，她的父亲张思杨就闭门谢客，他一度紧紧攥着刻有女儿生前多段视频资料的DVD光盘，不断拭去表面的灰尘。姬勇给他打过电话，张思杨连复制都不愿意；他把光盘收进塑料袋，扎紧，放入箱底。他说，任凭未来飘摇何方，这些带着亲生女儿体温和气息的“珍宝”都将生死不离。而周静波的父亲周乐康、陈紫姗的母亲周学琴则希望将遗物点燃，按民间的传统习俗将这些属于孩子的东西烧掉；他们始终感觉孩子“还需要这些，找不到会着急的”。所以，当姬勇等人带着国家档案馆的证件走进他们中间时，他们不解、质疑、抵触。

“为什么要给你们？你们用来做什么？”周乐康劈头盖脸地问姬勇。姬勇说，“一本日记、一枚校徽、一篇作文，每一件物品背后就是一条生命。档案馆想把它们保存起来，让后人通过档案可以知道这些曾经如此美丽的生命。我们不是记录死亡，而是记录生命。”

这段即兴“告白”也许并不能让所有家长完全领会收集档案的行为意义，但“不记录死亡，记录生命”的话语还是解开了他们葛藤的心结。周学琴端详着女儿的成绩单和荣誉证书，反反复复地斟酌：究竟付之一炬还是交由国家永久保存。她额头滚落好几粒豆大的汗珠，之后眼噙泪水将东西交给姬勇，然后紧紧地与每个人握手。

聚源中学遇难学生胡娟的妈妈原本一直坚持要将女儿的团员证放入骨灰盒。她说，女儿还差14天才满16周岁，不能办身份证，“带上团员证，到了地底下也算有个名分”。 韩梅摘下眼镜，擦去泪水，然后郑重其事：“让国家档案馆保存，所有人都会记住胡娟的名分”。“让我再看女儿一眼，行吗？”

当然，谁都不可能去阻拦。胡娟的妈妈将团员证交到韩梅手中后，又触电般转身进屋，翻出三张作文稿纸，这是胡娟的一篇获奖作文，字迹娟秀，同时也有初中生刚学行书时的几分凌乱，作文首页顶部有老师的粗笔批语“优秀奖”，左侧是文章的题目：《父母的爱》。胡娟的妈妈念了结尾：“一个爱就能证明出做父母亲的责任，一个爱就能证明出家庭的温馨、幸福、快乐、美好、甜蜜的气氛。”没有念完，无法念完。

摩托车开道。那是谢家强和李茜夫妇顶着烈日为档案馆的车引路，他们给张思杨打了电话，这一次，对方默许。张思杨是一名大学教师，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系的副主任，地震过后，他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坚持在学校的体育馆里办公；学生早已返乡避难。姬勇他们见到张思杨的时候，他已经毫不犹豫。体育馆里的临时办公室放上了几十台电脑，这都是年轻教师们抢救出来的国有资产，里面保存着大量的教研资料。张思杨开启一台电脑，放入那张DVD光盘，暴风影音窗口里张怡佳的身影清晰可感：小姑娘穿着舞蹈裙、化了妆，和伙伴们一起为“六一”文艺演出做准备，那是去年的儿童节，校园里满是鲜花；今年则满是花圈。

韩梅迅速填好一张盖有“成都市档案局”公章的收条。张思杨将光盘原件和收条小心放好，然后递给在场的人每人一瓶矿泉水。
紧接着，余震让现场又轻微晃动了几下。

最原始的、不加雕琢的、留给后人的

姬勇和他的同事们那几天经常流泪。这些档案工作者们平时习惯了“坐等”，因为按照常规，档案都是由机关单位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主动交送同级档案行政主管部门收存的。

但这一次很不一样，所有的常规都不再常规。5月15日，成都市档案局以“成档发【2008】34号文件”的形式要求“形成、收集和管理好反映灾情、记录党委政府及其部门抗震救灾处置和灾后重建的文字材料、统计报表、照片、声像材料等档案资料，并按分级分类管理的要求整理、移交综合档案馆”。

姬勇他们显然超出了这个文件所下达的职责范围。

“长期以来，我国的档案工作都是等待自然归档，而主体多是党政机关的公文、函件、通知、会议记录。姬勇他们属于主动建档，而且档案主体选择了民间、最基层、小人物。”乔健从事了一辈子的档案学研究，现在是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院长、教授，他说：时机要抓、要抢，要吸取唐山地震民间档案大量流失的教训，“谁规定档案只能是官方文件？”

在乔健看来，汶川地震以来，“从大范围来看，档案部门的工作严重滞后于文博部门”；由文博部门倡导建立的“纪念馆”、“地震博物馆”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实物征集，与之相对的是，很多民众还对档案工作不甚了解。不少专职档案干部也同样存在偏见，“遇难者的遗物、资料算不算档案”的争论一刻都没有止停过。

“这当然是档案，而且非常珍贵。如果不加强收集整理和保护，损失将难以弥补。”唐山市档案局局长杨振岐说。2006年7月28日，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后，国家、河北省和唐山市三级档案部门联手启动唐山大地震专题档案的收集整理，在收集范围中就明确提出要“包括24万多名遇难者的系统资料”。

“即时建立地震遇难者的生前资料专题档案，据我所知，行动最早的就是我们，”姬勇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如果我们还停留在讨论争议，那么争议的同时很多珍贵档案就在流失。这是干档案的耻辱。”

姬勇始终坚持，档案工作与文博工作本身是不矛盾的。“肯定会有交叉，如果博物馆需要，我们会复制后无偿提供。但是博物馆往往指向性明显，每一件物品都会配有文字解说或者说明；档案是最原始的、不加雕琢的、留给后人的。”

谢家强、李茜手里的女儿遗物其实是可以出售的，就在姬勇他们到来的前几天，日本记者还在不停地给他们打电话。姬勇说，在征集遇难学生档案的过程中，没有一位家长提出过物质要求。而就在他们第一次从成都开车赶赴都江堰的路上，所有人其实都在设想，“如果有家长开口要钱，我们可以接受的款额底限是多少？”

无偿也意味着无价。姬勇介绍，在现行的档案管理中，依据保存价值将资料分为“永久保存”、“长期保存”和“短期保存”三种类别；虽然地震档案的级别官方还未定性，但姬勇坚持认为，“一定要定为永久保存。如果不是永久保存，就意味着某一天要销毁它们，这将是对这段历史和这群生命的抹杀。”

6月10日上午，成都市档案局（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工作人员正在对这批遗物进行组卷、编号、建立内目录。一个孩子便是单独的一卷，胡娟的作文就被编为“0001号”，而每本卷宗的封面都用黑色记号笔重重地标注着“5·12大地震”。

6月底，这群孩子的档案就会全部入库上架，目录本将放至大厅；所有的公民可以依法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