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工接近艺术，需要面包也需要玫瑰

“绿色蔷薇”成员（左起：万新岸、范雪琴、朱丽琴、丁丽）与“重D音”乐队在一起。2018年4月，“绿色蔷薇”在深圳举办了一次属于女工的艺术节，参与者多为在深圳打工的女工，她们表演共同创作的话剧、音乐，以此表达外出打工的心路历程与女性的现实困境。（董大陆/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24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哪一天自己能演出来、写出来，多好？” 当女工接近艺术》）

“女工需要面包，女工也需要玫瑰，而在两者中二选一，常常让人痛苦。”

“你不用表演， 你就是你自己”

2018年4月，在经历了资金无法到位、不得不线上众筹，又因为场地问题宣布延期后，命运多舛的首届女工艺术节终于在深圳龙岗区一间文化创客园的车库会议室里开幕了，大约一百五十位工友到场。舞台旁水泥柱上，其中一部话剧的海报刚好遮住了墙面的斑驳处。

随着开场时间逼近，现场一度陷入混乱。演职员们仍沉浸于彩排之中，焦虑在室内弥漫。负责操作大屏幕的义工因为不熟练，总放错PPT的顺序。筹办者丁丽费了半天力气，才让参加演出的合唱团小朋友在观众席前两排坐定。很快，他们又开始自行活动，把椅子拖来拖去，或爬到舞台上去。

七场话剧一个接一个演出，它们形式类似，都是女工真实经历的自白，关于工伤、家政服务、性少数者等等。剧本来自集体工作坊，大家各自说出自己的经历，再编写和精简。

这种“一人一故事”剧场诞生于1975年的美国纽约，结合了心理剧与传统口述故事，2005年左右由港台传入中国内地，在公益服务中广泛应用。工人们工作强度大，休息时间少，这样的创作方式直接有效。丁丽将其概括为“你不用表演，你就是你自己”。

但对于大部分女工来说，这个过程并不容易。2008年，黄小娜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进入劳工公益组织。她辅导的话剧《80.90.00.10》，演出者是六位第一代女工组成的“东莞大姐”团队。私下里，黄小娜总是带头分享，大家互相熟悉之后，很快就说出了各自的故事。等需要正式整理素材时，有人就怎么都不肯再说。黄小娜常听到的话是，“太心酸了，不说了”。

“大家有很多时候不太敢去面对自己的经历，”黄小娜说，“不管性格是多开朗的，几乎有一半都是边哭边分享的。”

这些女工上了年纪，不能久站，常规的肢体训练都有些吃力。黄小娜在话剧末尾设计了一小段广场舞，配乐是在她们中间很流行的《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

彩排时，女工们还会因记不住台词提出删减内容。正式演出时，其中一位临阵退缩，最后虽然上了台，却是由旁人替她念完了台词。另一位则意外地滔滔不绝，说出了许多本不在台词里的细节。

黄小娜觉得梳理过程本身可能就是一种“疗愈”。她发现女工爱聊家庭，有时这头刚讲到上当受骗，那头忽然就冒出“孩子”，“跟主题不是很搭，但你想说，那你就讲”。演出的话筒断断续续，站“C位”的女工说到尘肺病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有观众问她，如何支撑整个家。“小孩就是我的动力。”这位女工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上海民间剧社“草台班”成员吴加闵是话剧《她们说》的导演，他希望效果是对痛苦的“超越”和重新审视，“剧场演出是一个集体的事情，你把个体的事情放到一个集体里面去讨论，也是希望慢慢地把这些事情历史化或者陌生化。”

致力于女性与工人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卜卫在演出现场引用了一份关于饥饿的报告。“真正受到饥饿的人不会到场，他们饿得发不出声音，无法为自己振臂一呼。我们看到的都是在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