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我害怕陷入特别大的孤立
他那时渴望名声、女人——“年轻时候不都这样吗？”
责任编辑：翁倩
许知远 1976年生，单向空间创办人之一，《东方历史评论》主编。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一个游荡者的世界》、《时代的稻草人》等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我对时代变化挺敏感的，不合时宜是我认为我的价值观很恒定。这十多年，从我刚工作到现在，有从报纸到各种的不同转变，但我价值观的选择都没变，变的只是它的技术手段。可能很多人把时代的变化理解成价值观的变化，或者他们自己价值观做出很多调整，可能我同行五年前还在谈“铁肩担道义”，现在整天在微信上卖东西。我没有那种变化。”
在许知远曾经身处的北大校园里，哲学家陈嘉映以海德格尔的翻译者著称，周围聚集着一群热衷思辨的青年。许知远从未试图接近他们，担心暴露自己的笨拙。在多年后与陈嘉映对谈的节目《十三邀》中，笨拙显露无遗且有意为之。镜头记录他如何准备采访、因无能力追问而不安。
出品人李伦给《十三邀》的定位是许知远的视觉专栏，许知远说这是某种自我探索。特写与剪辑中的戏剧性成为争议的来源，许知远形容那是照片中定格的一刻，“特别不是你，但其实也是你。”讨论节目所带来的嘲笑与不信任，在他看来就如同一个人走在街上突然被泼了盆脏水，人们反复问他感受如何，那些脏水是不是他应得的。
他依旧我行我素地使用术语并放任抒情的冲动，使命感熠熠生辉。他愤怒于反智情绪、粗鄙的大众文化与庸众的胜利，惋惜于人文传统的断裂。
许知远于1995年进入北京大学，他曾在书中回忆，彼此矛盾的思潮与实践交杂、知识精英扮演瞩目角色的校园不复存在，只见平庸涌动，网络文化势不可挡。高晓松民谣式怀旧所代表的80年代末大学校园的风花雪月精妙切人他的内心，令他回避洋溢在90年代的实利主义，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堕入忧伤氛围。
他那时渴望名声、女人——“年轻时候不都这样吗？”种种憋屈和胡思乱想是旺盛表达欲的来源。在毕业前他写下充满年轻式虚妄的随笔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肆无忌惮地迷恋青春，用充斥的名字和引语对世界广泛发言。
许知远十五六岁时曾狂热崇拜李敖，那是他心目中年轻、勇敢的知识分子形象。他认定一个人应当是反叛的，他将反叛对象设为学校的沉闷气氛、功利主义趋向与父亲的权威。许知远与父亲关系一直紧张，父亲是军人，讲究秩序。直到近年才因双方年龄渐长而偃旗息鼓，不彻底地和解了。
父母盼望许知远进入国家机关、大公司工作。有一阵，他看到《哈佛经理学院亲历记》一书，在虚幻的精英感作祟之下动过去哈佛商学院的念头。那时硅谷似乎是时代的中心、全球化代表要努力的方向。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两年里商业媒体蓬勃，许知远成为《经济观察报》有名的记者。
年少成名，他曾在文章中分析自己在90年代末的优势：“一知半解的英文、杂乱的知识、炽热的青春表达欲、模仿英文杂志的写作风格，这些因素令我充当了信息断层中的填补者……我对所引用的人物都无确切了解，对他们的思想充满了误读，但没人深究这一切。对一些人来说，它正好是个热气腾腾的中国的写照。而对于我的很多同代人来说，我一厢情愿的乐观打动了他们，我们都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的成长恰逢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和平与繁荣……”
在即兴、激情、碎片式的写作过后他赴剑桥游学，去不同国家旅行、写书。只是到现在，他的内心仍未强大到足以承受寂寞与失语。他渴望小团体带来的鼓舞和力量，这不足以让他成为彻底的游荡作家，也无法孤军奋战。他说，“无限的自由是一种桎梏。完全自由也就意味着丧失张力。我需要紧张、平衡。”
前两年他常因热情无处表达而频繁陷入沮丧，内心慌乱，直到最近才找到平衡。他正用写《梁启超传》的方式了解一个4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在更长序列之中的心态，算是“对浅薄的纠正”。他还想用20年的计划连接传统。“通过一个九卷本的作品完成我到60岁左右20年的生活，理解19世纪到20世纪的中国近代转型过程。梁启超写三卷本后处理李鸿章和被低估的人物——林语堂，他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三个人都代表着不同时代的某种精神，都面对各种未知。”
梁启超是亲切的，法国作家加缪像是同代人，许知远始终跟虚幻世界关系更密切。他说书相当于他的VR，形容自己处于“dreaming”的状态——对现实之物、现世成就不太感兴趣。办证、查看煤气和水电都能让他疯掉，他害怕掉入生活“无聊”的琐碎细节里。让他心潮澎湃的是这两天听的肖斯塔科维奇爵士组曲、书和电影中那种英雄主义的片段——个人孤立地面对时代。
他将自己强调人文精神、精英趣味，写三卷本近一百万字的《梁启超传》等，视作英雄主义式的抵抗。更多时候，他说自己“怯懦”，既有无奈也是尽力自谦——“人总是渴望可以更英雄。一个人老觉得自己怪牛逼的，这人得多傻逼。”他欣赏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曾有过洞见：如果我们多愁善感，同时又无能为力，那么就会生活在一种绝望的夸张状态中。许知远用感官、思想上的愉悦及旺盛的生命力避免了那种绝望。
在北京短暂的春天里，他喝完咖啡又拿瓶啤酒在草地上吹着小风接受采访，自相矛盾后自圆其说。他仍像处于青春期一般活力无限，只是在撒娇时有些许白发晃动，让人慌张。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不能抽象地说这件白衬衫”
人物周刊：在采访中你常用一种比较稳定的提问方式、视角，比如谈论时代情绪，会不会担心陷入某种封闭、表达的窠臼？
许知远：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母题吧，有人着迷于童年经验，有人着迷于自己无根的经验，有人着迷于世界主义经验。可能我的母题是人与时代之间的冲突、和解，我问那些问题的时候也等于在追问自己。而且剪出来的只是一部分，正常的谈话有三四个小时，大家关心的我基本都问过了，我也不知道别的采访者能不能提出更广泛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自身与时代的冲突、和解是怎样的？
许知远：我在寻找某种平衡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成长经验或者说我最佩服的人是同时可以扎根于旧经验、拥抱新观念的，这样的人往往比较有力量。有的人过分拥抱新观念，变得非常飘；有的人过分拥抱旧价值，缺乏应变和转化能力。这对我来说是个永恒的问题，并不是有人给个答案就能用的，它是微妙的东西，所以问每个人得到的答案都不太一样。
人物周刊：你怎样找平衡的？
许知远：同时做很多不同的事情获得平衡，我需要很多支点。
人物周刊：会不会分散你的力量？
许知远：会，distraction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分散注意力。我在很多分散之中获得最想要寻找的专注是什么，通过比较来完成。
人物周刊：现阶段最想寻求的专注是什么？
许知远：开始写第二卷《梁启超传》。
人物周刊：你的母题有过变化吗？
许知远：更细微了一些。不能老那么抽象地谈一个时代，它是非常具体的。具体到比如说我去建构梁启超和时代的关系，不仅要说他的思想是怎样的，（还要说）当时人的吃喝，听什么京剧，怎么行动，思想上细微的变化、层次由无数个细节构成。比如我今天穿了个白衬衫，你穿个白衬衫，我说这白衬衫有什么样的质地，哪里产出的，只有把这套说清楚之后，反差才会清晰嘛。以前我估计描绘一件强烈的白衬衫，现在变成描绘白衬衫里有多少针，这些针造成什么样的效果。白衬衫不就是时代精神吗？我不能给人一个抽象的时代精神，就像不能抽象地说这件白衬衫一样。
“需要一些更忧愁、沉重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在镜头前的那些不满、忧虑在生活中会有吗？有那么强烈吗？还是说那只是在话语场中、注视之下的一种表达？
许知远：我有啊，但它不会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不会因为忧虑这个时代而影响今天晚上睡觉、吃饭。我生活中本质上是一个挺快乐的人。每个人缺什么找什么，可能我太快乐了，所以总是需要一些更忧愁、沉重的东西，它给我带来某种新的维度。
人物周刊：你快乐的来源是什么？
许知远：我比较简单嘛，比较幼稚。吃个东西挺开心的呀，音乐、新朋友、酒精，就那些东西，每个人不都是这些东西吗？
人物周刊：会不会觉得那些像是精致的无聊？这种轻微的快乐对你构成刺激么？
许知远：构成啊，感官快乐是很本能的，很重要的，但我最大的愉快仍然是知识上。当我听到新的喜欢的音乐会特别兴奋，读到那些段落会特别亢奋，或者我和一个有趣的人交谈——比如西川，他博学而自由——我发自肺腑地开心。
人物周刊：除了带来新纬度，那些忧愁、沉重还有其他作用吗？
许知远：它进入我的写作啊，进入我的思考，是我思维的一部分。
人物周刊：但你的这种忧愁、不满会不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姿态，而没有起到质问、促使反思这样的作用？
许知远：那你就看看它有没有转换成行动，我肯定把对时代的很多忧虑写到书里面去了。我们公司这么多年坚持对人文主义的倡导肯定是因为我忧虑的一部分化到行动之中去的，否则就发生很大的摇摆了。忧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你不能沉溺于其中让自己化成了忧愁。也有那样的人，但我更希望把忧愁化成行动。
人物周刊：我看你似乎比较享受自己这种有困惑的、忧虑的状态，包括在节目片头中的那些呈现。
许知远：那是自嘲啊。
人物周刊：自嘲？
许知远：因为我小时候读西方作品长大的，自嘲是西方作品里很正常的东西。自嘲使人保持清醒。
人物周刊：你老反省自己的浅薄、轻浮，可在自我反省、自嘲过后你有过什么样的改变或者修正么？
许知远：我确实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可能我已经比很多同代人看得更深入、沉重了，但我知道真正深入和沉重是什么样的，我渴望获得他们那样的深刻。我生活在我自己的语境里面，这个语境我并不一定对着大众来讲。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就像我看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写得太好了，看完就觉得自己非常浅薄，虽然我也在探讨知识分子和时代命运的关系。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问过西川一个问题，如果认识到自己的局限，那怎样面对想成为伟大的欲望。你呢，有想成为伟大的欲望么？及在“浅薄”的局限之下怎么办？
许知远：当然有了，每个年轻人都会有。但你会意识到自己才智有限，机会也有限，才智和运气同时到来伟大才会发生。对我来说是做很多具体的事情，我希望这个书店可以存活一百年，成为传奇。我希望我写出还算了不起的作品，在能力范畴之内做到最好。包括《十三邀》，我希望它是个有意思的五年之后仍然可以观看的节目。这些东西都不一定通向伟大，我不太想那个问题了，就想把眼前的事做好。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再想？
许知远：想了也没用啊，我没时间想这个。
人物周刊：不想会不会是一种逃避呢？对自己能力的一种不自信或其他。
许知远：很多具体的事构成以赛亚·柏林的杰出。我相对想成为一个杰出的人，完成具体的事情。
人物周刊：已经退而求其次只求杰出了吗？
许知远：这些词语是带着年轻色彩的很多渴望，可能我到了这个年纪，发现那些词语都没那么重要了。
“他们意识不到朴素的力量”
人物周刊：你很抵触娱乐但自身又这样被娱乐被消费，会感到某种讽刺吗？你作何感想？
许知远：生活本身就非常ironical，生活有一刻停止了ironical吗？没有的呀。它只要不影响我的出发点就好了，对我没太多影响。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成为这样一个讨论中心，为什么有被娱乐的潜质？
许知远：我跟这时代有很多冲突，可能我特别确信的一些东西不是这个时代目前所接受的嘛。我还是触碰了一些真问题大家才会讨论的，不是纯粹被娱乐的。如果这个节目大家都说不好，它不会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我始终相信智力性本质是高度娱乐的，conversationisthebestentertainment，你看当年法国那些沙龙里谈论从严肃到不正经的事，混合在一起，那是我喜欢的社会啊，它应该同时充满了严肃的追问和gossip。而且思想本身是非常大的娱乐，给人畅快。《十三邀》是很有趣的混合体，可能在中国的电视语言里很少吧。
人物周刊：比较想问问你对女性的态度，这也是你引起讨论的一个话题。你在节目中对林志玲谈寂寞，引用鲁迅写的“寂寞像一条大蛇把我紧紧缠住”。你问她是否有过被大蛇一样缠住的感觉。让俞飞鸿看她演的《喜福会》，里边破西瓜那段有点隐喻。这两段设计的意图是什么？
许知远：看《喜福会》的那个镜头切得不准确，我觉得被误解了吧，看那片子是因为我觉得她在其中演得非常好，她年轻时表情非常生动，有成为杰出演员的潜质。我觉得她的potential没有发挥出来，我问她的感受是什么。我对女性没什么态度，我生活中很尊重女性啊。
人物周刊：我的意思是，比如你在新书《偏见：十三邀第一辑》里描写女性的时候，最先都会讲她们的美、性感，她们对于你的诱惑、召唤，你的慌张。
许知远：赞美一个女生美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人物周刊：是跟男性对比，你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你对女性很少从智识层面、社会身份谈起，最先都写她们的外貌，这样一种视角……
许知远：我说的美并不是外貌，是她气质的延伸啊。这是一种基本的礼貌啊。这个时代被大家搞得很奇怪，我们正常男女之间的表达——去赞美对方——难道都不可以吗？
人物周刊：不是说赞美有问题，而是对待男性被访者跟女性被访者视角为什么会如此不同？
许知远：难道这么多代人的基本常识都要彻底被大家颠覆掉吗？面对一个美人去谈论她的美，这难道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选的那些女性被访者就是因为这种吸引力吗？还是有其他的考虑？
许知远：她们都是各自时代某种意义上的象征，反映了时代精神。而且这个节目它有很多个人的好奇心嘛。我们下一次有女科学家，你不能要求我立刻就面面俱到。你们这么聪明的姑娘，刚毕业怎么会被这种cliche所影响呢？这都是多么强大的cliche。
那是我们最早拍的片子，对镜头语言都不熟悉，那是一个加长的补充的采访，我不想做那个采访。剪辑者刚刚开始做这个片子，找不到剪辑的感觉，后来我们都慢慢变得更流畅起来。
人物周刊：这种流畅中你会失去点什么吗？
许知远：失去本真啊，失去一些更朴素的东西，我们当然多少会被那种愚蠢的舆论所影响嘛。他们意识不到那种朴素的力量、朴素的价值，他们需要某种意义上的表演性、流畅性。那可能潜移默化地，我们都会轻微地受此影响，某种意义上做出某种妥协。
人物周刊：你说的这种朴素的东西是什么？
许知远：生涩啊，那种生涩是很关键、很有魅力的东西，很动人。他可能不熟练，可能有各种破绽，但那种破绽是美好的。
人物周刊：你这样一个自我很强的人为什么会放弃这些东西？它好像也不是特别需要放弃的。
许知远：也不是放弃，你不可避免地更熟练起来。而且很多美好的东西是需要受众回应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产物。
人物周刊：会觉得自己此前的种种表现不被宽容对待吗？
许知远：我会觉得这个舆论场缺乏真正的智力性和对话性，大家特别容易滑入极端，而且比如我觉得很好的《南方人物周刊》你们感兴趣的也是这些问题。
人物周刊：采访一个人不太可能挖掘他此前没有呈现出来的一个面相，可能得从熟悉的已经呈现出来的那些地方切入。
许知远：那因为你不读我的书嘛。
人物周刊：读了。
许知远：不谈论智识的东西，你老谈论我被舆论的地方，我能怎么办？让我作为一个娱乐人物跟你们谈吗？
“我不是反思很多了吗？”
人物周刊：那我们谈一下。你现在几乎放弃了对时事的批评，这样一种选择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许知远：它当然是一个很深的逐渐内化的过程。我必须要学会更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这些问题，给他们寻找一个更深沉、更复杂的原因和解释，不应该满足于某种很姿态性的表达。
人物周刊：会觉得以前的那种表达是姿态性的吗？
许知远：姿态当然重要，就像表象是实质的一部分一样。但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不断地更深入地挖掘。
人物周刊：在节目里你对别人背叛自己天赋的提问使人反思，但你自己会不会也是这样？
许知远：我不是反思很多了吗？我反思比他们多多了呀。我是啊，我会追问自己是不是更好地拓展了自己。
人物周刊：你问罗振宇以前读法拉奇的东西时什么感觉，他的反应是“知道你想勾引我说理想主义，但真的没有”。你自己是怎么样看待理想主义的，你理想主义的根源是什么？
许知远：根源是我的阅读啊我的成长，我上北大是受“五四”影响，我们觉得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应该跟社会保持距离，应该批评社会、提出方案，寻求一些超越现实的理念，提醒自己保持某种不安感，这种不安会让你意识到另一种可能性。然后渴望一种伟大的传统，跟这个传统发生一种关联。
人物周刊：与伟大的传统发生关联指什么？
许知远：希望像他们一样广泛而深刻地思考，像他们一样写出作品、改变一些东西。现在不都说要做独角兽，做伟大的公司，做乔布斯，只是我们那时候不会把乔布斯当作我们的英雄。
人物周刊：你说写《梁启超传》时有自我投射，你作为知识分子的困惑在他身上都能找到。能否具体说说？
许知远：比如他是一个19世纪的70后，我是20世纪的70后，他1873年生，我1976年生。当时中国也是一个迅速融入全球化的过程，面对错乱的知识结构、新思想，面对那时候的技术革命：电报、铁路、印刷术，也是一个年轻人想去探索世界、思想者变成行动者的过程。他面临着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困惑，怎么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基本设想是什么。
人物周刊：在写作的过程中有得到某种解答吗？
许知远：得到很多纾解吧。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在一种盲目状态下做出行动，在不清晰的情况下做出选择，都充满了懊恼和可能性。
人物周刊：你现在会怎样回看自己过去的一些选择？
许知远：没什么特别艰苦的选择，我是比较顺利的人生。
人物周刊：这种一帆风顺会不会是你乐观主义的其中一个来源？
许知远：是的，我基本上没遇上什么挫折。很多历史的变化是不可控的，可控的是你微小的生活啊，所以海明威说，thegraceunderthepressure，压力下的风采。在不同压力中你要活出自己的张力、丰富性。我找支烟抽行吗？
人物周刊：行。
许知远：你干嘛老对我咄咄逼人呢？你这样不内疚吗？我这么好一人。
“生命力不够旺盛就唱不好挽歌”
人物周刊：你现在好像成一IP了。
许知远：我从来都是啊，我很年轻就出了书，在《经济观察报》的时候最有名的报纸记者就是我，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人物周刊：年少成名会有些得意么？
许知远：我不得意，可能也帮助我对世俗的这种东西不太感兴趣呀。
人物周刊：名声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许知远：我的一个朋友说，名声当然重要，但够用就行。我当然需要名声，因为名声会带来某种便捷，我希望这种便捷能够拓展我的世界。
人物周刊：想知道你对自己年少成名的时代际遇及个人特质分析是怎样的？
许知远：天啊这，运气好呗。我一方面很自我，另一方面对时代变化很敏感。那时候不就因为出书嘛，报纸是很崭新的，在市场化报纸那样的平台上表达，表达的东西对民众来讲又是比较陌生的。而且时代情绪是比较渴望外部知识的，有强烈的融入世界的欲望。你写到不知道的人名，大家觉得这太有意思了，我要知道这个东西。现在别人就会说“你丫装什么装啊”，完全相反。
人物周刊：会不会觉得现在你的表达和时代情绪错位？
许知远：会啊，别人老说我不会好好说话，但我平常生活就是这样说话，而且我表达得挺清楚的啊。社会的表达就是分层的，不是说人分层，而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细分市场，不同的表达语境、空间。我的表达会有一类读者、观众习惯，只不过突然到来的技术革命使分层感消失，使所有的都进入大众市场的语言系统，变成一个混乱的时候。
人物周刊：你承认自己是唱挽歌的人，说挽歌也很美。挽歌之美是什么，它对你的吸引之处是什么？
许知远：逝去是美的啊，这不是所有文化中美的很大的源头吗？崭新的东西带来雄心勃勃的生命力，但逝去却是一种悲伤的美，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春花秋月何时了。
人物周刊：不会觉得是浪费生命，或者说是一种徒劳吗？
许知远：美是生命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生命本身就是很多复杂东西构成的，我们现在对生命的理解都非常强调动物性的一面，你的扩张、你的生命力。但生命中很多subtle啊，那种细腻的、微妙的、不可言说的东西，很美啊。
人物周刊：你一面在唱挽歌，一面好像让自己的生命力得到了很旺盛的发展。
许知远：生命力不够旺盛你就唱不好挽歌啊，唱挽歌也需要能量的呀。而且我认为矛盾是人的前提，只有一个高度理性的人才可能获得高度的感性，只有拥抱新语言的人才能够理解挽歌之美。我是寻求几方平衡的，渴望彼此间的共存，所以你说的我哪一面可能都是准确的，你看到的只是我的某一面。
人物周刊：你渴望平衡同时又觉得不安很重要，这也是……
许知远：对呀动态平衡。
人物周刊：什么说法都可以。这会不会是某种不得已的解释呢？很多行为过后给自己找出了一套解释。
许知远：那怎么办呢？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不是每个人的特点吗？我们最终生活在一张意义之网上，如果没有意义的存在，生命是不存在的。解释会被打破，平衡会被打破，再寻找新的意义。我现在的解释是暂时的，可能过段时间会发生新变化。
“不合时宜是因为我的价值观恒定”
人物周刊：旅行中你向外寻求经验，最后的寻求结果是什么？
许知远：我会变成一个晚熟的人。这些经验可能跟我自身沉睡的经验会汇成一个新东西，那东西可能现在才慢慢到来。
人物周刊：你沉睡的自身经验都有什么？
许知远：我看起来在写作中或者在表达中会吐露自我，其实我很少真正吐露自我，我吐露的是我的一些知识或者一些感受，但是深层的很多困惑啊各种都没有触碰过。
可能我着迷于外面五彩斑斓的事情……它其实也有呈现，我为什么对那些移动的感兴趣，为什么对那些流放的、散落的人感兴趣，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也是无根的。我对边缘的人、失落的传统感兴趣，对当下正旺盛的东西反而没兴趣。
人物周刊：你过去基本不表露自我，这个不表露是为什么？你那部分自我其实是什么样的？
许知远：我说不清楚，你别折磨我了，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才知道。说起来，我很早过的都是知识的生活，没有过过那种很鲜活的人生。但知识生活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验啊，不能认为只有在活色生香的地摊上才是生活，打架才是经验。我会找一种方式把我这种知识生活的经验真正表达出来。
人物周刊：你此前为什么倾向于向外寻求经验？逃离平庸？
许知远：觉得知识生活不精彩，渴望那种更现实的、血淋淋的，更有触碰感、摩擦感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有两本书中人物经验很强烈，那些经验有给到你什么样的冲击么？
许知远：我没过过那样的生活，我没那么勇敢，我害怕陷入那种特别大的孤立。我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我是一个旁观者，不是介入者。我羡慕那些行动的精神，但我不太有。
人物周刊：仅仅因为不够勇敢吗？还有别的因素吗？
许知远：我性格里有疏离的东西，疏离就意味着很难特别深刻地、强烈地介入。
人物周刊：你老说自己是个不合时宜的作家，你是这样自我定义的。但你在世俗意义上获得不少成功，有一定的影响力。你说着时代粗鄙化、抗拒它，但看起来你似乎是顺应时代的，在每个时代际遇里你都做出了某种转变。
许知远：对，其实我对时代变化挺敏感的，不合时宜是我认为我的价值观很恒定。这十多年，从我刚工作到现在，有从报纸到各种的不同转变，但我价值观的选择都没变，变的只是它的技术手段。可能很多人把时代的变化理解成价值观的变化，或者他们自己价值观做出很多调整，可能我同行五年前还在谈“铁肩担道义”，现在整天在微信上卖东西。我没有那种变化。
人物周刊：价值观没变，那你从以前坚持到现在的东西是什么？
许知远：好奇心，对个人自由选择能力的确信，对不公的愤恨。
人物周刊：你常宣称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和精英感，为什么？意义何在？这种知识分子意识怎么形成的？
许知远：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传统，而且是社会非常重要的构成。尤其在中国社会，大部分变革都是知识分子来提出、推动的。我们社会为什么会陷入这么强的反智呢？整个舆论市场变成这么一个烂泥潭跟反智有很大关系。我们上大学之前到我们这一代人，每一代人里面优秀的人都希望自己成为知识分子。所以我只是在尊重我个人的经验，我就是这么被训练出来的，我就热爱这套价值观。那为什么不捍卫它呢？
人物周刊：你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
许知远：两点。第一，受过充分的良好的知识训练；第二，有非常清晰的价值观。
人物周刊：以赛亚·伯林在探讨知识分子与时代命运的关系，你对这个主题的思考是什么？
许知远：他写那本书的时候实际在描绘俄国传统的状况——一小群贵族知识分子接受西方的影响，但他们的观念与整个俄国辽阔的土地、庞大的人群脱节，于是产生了强烈的想改变俄国的道德意识和使命感。但他们的能力又不能抵达到广阔的人群，无法动员人群，他们产生了很强的焦灼感。他们跟西方又不一样，受法国、英国、德国影响，但又意识到自己和这些人不一样，于是产生了很独特的身份意识、很强的使命感以及无奈。这跟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就有很多共鸣。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网络编辑：吴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