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流而上：武汉大学的乐山岁月

武汉大学西迁纪念碑。（乐山师范学院官网截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17日《南方周末》）

抗战期间，李约瑟在访华中发现，“在四川嘉定，有人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 说的是迁移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师生。

在那个金瓯残破的年代，青春的热血与豆剖瓜分的现实时常碰撞，但是，即使大地陆沉，也一定要浇开自己的花。

此文同样献给在山河破碎的岁月里迹若转蓬的其它西迁师生——联大、浙大、同济、东大，等等——

溯流而上的船是一种意在言外的暗示。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在堆积如山的资料里看到这张老照片时，心中顿时生出一些长久的感动。照片上，一艘轮船正在前行，船舷边，两个年轻女子凭栏远眺。她们短发旗袍，面容优雅、沉静，像是在作一次渴望已久的旅行。然而，真相却很残酷：她们是遭逢战乱的学生。为了继续求学，不得不和学校一起，迁往遥远的异地。

80年后，顺着岷江的流向，我向南穿越了花团锦簇的眉嘉平原，前往三江汇流的那座古老城市——那也是两个年轻女子当年将要去往的地方：乐山。

身为四川人，乐山我自然去过多次。不过，这次却迥异于从前。这次，我是为了寻找那些远逝的足迹。汽车音响里，反复播放着一首如今已鲜为人知的歌曲——当年，包括两个年轻女子在内的那些学生，他们都无比熟悉这慷慨而激越的旋律，那是他们时代的最强音：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兴亡。

听吧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沦丧。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我们今天是弦歌一堂，

我们要拼死疆场，

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目的地：乐山

1943年5月，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在他简陋的办公室里，会见了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送客人出门时，摄影师为他和教务长朱光潜、理学院代院长叶峤拍了一张合影。站在三人中间的王星拱神色严峻，略带忧郁。五十多岁的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如果仔细对比十年前他刚从王世杰手里接任校长时的另一张照片，更叫人惊悸于光阴的疾速与韶华之易逝。

作为武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乐山岁月无疑是王星拱记忆中最深刻最恒久的。

王星拱是安徽怀宁人，与陈独秀同乡。早年，他留学英国，习化学。学成归国后，与陈独秀过从甚密，并为陈主持的《新青年》撰稿。五四期间，在他和李大钊的掩护下，陈独秀得以逃脱北洋军阀的抓捕。其后，王星拱投身教育。1938年，武大即将离开武汉时，王星拱已担任校长四载有余，至于他服务于武大的时间，更是已有十年之久。

落址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其前身为清末名臣张之洞于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自强之名，源于“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逮其后，先后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和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最终定名国立武汉大学。那一年，王星拱受蔡元培之邀，前往武大执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日益彰显。敌强我弱，用空间换时间成为决策者的主要思路。因而，史无前例的西迁已是必然。比如蒋介石早在1932年就在日记里写道：“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获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

地处中国腹地的武汉，自1937年南京沦陷后，也成为一座随时可能易手的危城。为此，刚刚在珞珈之麓、东湖之滨落成新校舍的武大也不得不把西迁提上议事日程。

当整个国家最富饶最繁荣的东部、北部都向西部迁移时，如同浙大、清华、北大、南开、同济等大学一样，武大的主要去处无非也是西南的云、贵、川三省。

由王星拱牵头，武大成立了迁校委员会，杨端六任委员长。多次派员实地考察后，武大决定迁往四川乐山。至于为何选择乐山，王星拱在给上级的呈文里总结了六条：

一、该处尚无专科以上学校之设立；

二、地处成都之南，叙府之偏西。水陆交通，均称便利；

三、生物矿物，产蓄丰富，可资研究，以备开发；

四、民情风俗，颇为朴素，而文化程度亦不低于其他大城市；

五、公私建筑物颇多，其破旧者加以修理，即能通用；

六、地方深入内地，不易受敌机之威胁，学生可以安心读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入侵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记忆中，刘保熙的童年就是在战争带来的动荡中度过的。1928年，他出生于上海。4年后，迫于日本轰炸，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父亲只好带着家小溯流而上，到武汉大学任教。在那里，他的父母一口气为他拜了4对干爹干妈——阅读相关资料，我发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常有让儿女拜自己的朋友为干爹干妈的习惯，这与其说是为了抱团取暖，毋宁说是共同的三观让他们乐于易子而教。

然而，武汉生活5年后，刘保熙9岁时，他的父母再一次带着他离开已经视为家园的珞珈山。这一次，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小城乐山。很多年过去了，刘保熙还记得9岁时的那次远行。那是一只上水轮船，速度很慢。船过三峡，两岸秀丽的风光吸引了众多旅客，他们纷纷跑到甲板上照相，以致船只歪斜，急得船长马上广播：“大家注意安全，不要站到一边，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

武汉到乐山，今天的公路大约1200公里，开车也就十多个小时。如果是飞机，则不超过两小时。但是，80年前，飞机还是罕物；即便公路，也是东一段西一截，完全不成体系。因此，从武汉到乐山，最主要的路线只有一条，那就是溯长江抵宜宾，之后，折向北行，逆岷江而达乐山。

这不仅是一条逆流之路，同时也是一条需要穿越夔门天险的艰辛之路，还是一条时时可能遭遇日机轰炸的危险之路。81岁那年，著名传记文学家、教育家朱东润先生开始撰写回忆录。梳理漫长一生时，朱东润对1938年奔赴乐山的经历记忆犹新。

1937年暑假，执教于武大的朱东润回到老家江苏泰兴，其时，他已是7个孩子的父亲。原本，他不打算再回武大，而是留在家乡。但变化比计划还快：日军突然占领了邻近县城，泰兴也随时可能沦陷。之前打算聘他的家乡学校，此时极可能爽约。进退失据之际，他接到了武大从乐山打来的电报，要求他1939年1月15日前赶到学校。

朱东润和妻子商议后，决定留下妻儿老小，独自前往几千里外的乐山。接到电报那天，是1938年12月2日。表面看，他有一个多月时间用来赶这段路，似乎非常充足。但几十年前的交通条件，加之半个中国已陷入战火，他的旅途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朱东润匆匆赶往上海。在那里，他坐船前往香港。到香港后，又坐船西南行至越南海防，在海防弃舟登岸，坐火车到河口，再从河口回到国内，直达昆明。在昆明，坐了三天汽车赶到贵阳。在贵阳，已经很难买到车票，他只好搭乘装汽油的货车前往重庆。路过娄山关时，风雪交加，路滑难行，汽车差点滑进深谷。心有余悸的朱东润抵重庆时，已是1939年1月8日。

那时候，重庆有通往乐山的班车，但朱东润一打听，车票只有下月和再下月才有。也就是说，朱东润根本没法按学校要求1月15日前赶到乐山。

焦急的朱东润在重庆街头乱逛，偶然看到一家民航公司，他信步去打听，得到的消息让他喜出望外：民航公司拟开通重庆到乐山的水上飞机，定于当月11日开行第一班。不过，票价贵得离谱：120元。120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后来朱东润到乐山时，在一家饭店包伙食，一个月的伙食费才12元。以此推算，120元至少相当于现在两万。

朱东润花费巨款买了一张机票。11日和12日，重庆大雾弥漫，无法起飞。直到13日下午一点，距校方的期限只有两天时，朱东润终于提着行李，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乐山街头。

2004年，就像暮年的朱东润回首往事一样，80岁的齐邦媛也在海峡对岸检点她的一生。在回忆录《巨流河》的开篇，这位老人写下了沉痛的一句：“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窃以为，这所谓二十世纪的巨大悲伤，大江大海的黍离之悲固然深藏其中；另一种悲伤，则与她早年的求学生涯不无关系。那就是追随西迁的武大。

齐邦媛一直深深地记得1943年8月底的那个中午，一家人从重庆出发，坐船前往乐山。是时，天降暴雨，父亲的长衫全湿透了，从头发往鞋上流淌成一条水柱。更要命的是，破旧的船上，拂晓醒来时，母亲身下流着血，一岁半的妹妹却不见了踪影。与此相类的是另一位武大西迁者的记忆：船过三峡时，武大一位职员的孩子掉进江中，尽管母亲悲哭长嚎，但没人敢停下来救那个可怜的孩子。

武大学生乘船西迁途中。（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宜宾停靠一夜后，齐邦媛一家换乘更小的船只，逆岷江而行。老太太在回忆录里写道：“正是八月秋汛的时候，江水暴涨激流汹涌，好几次船不进反而稍退，旅客们有人惊呼。我倚在船舷，自以为无人看见，又流下思家之泪，久久不止。”

武大西迁始于1938年3月10日，到6月下旬，全校师生计1200余人抵达乐山。西迁的师生采取自由组合方式，分批乘船入川，对其中经济特别困难者，由校方补助15元。学校分别在宜昌、重庆等地设多个办事处以资接应。

实话说，与浙大四迁的万里长征相比，武大西迁由于路途短，准备充分，相对要轻松一些。不过，尽管如此，其艰辛依然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首先是运力不足，一票难求。有些师生为了一张船票，竟然等了两个多月才拿到手；其次，西迁途中，两度遭到日机轰炸，仪器、文件损失惨重，幸无人员伤亡；其三，入川的船只舱小人多，又值春夏，疾病盛行，不少师生染疴在身。

溯流而上的船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它预示着这些青年、这所学校和这个时代正在与命运艰难抗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他们和他们的时代，其实已经无路可退。

追寻武大脚印

我的朋友老孙是武汉人，不过，他定居乐山已经有些年月了。由于兴趣与工作，他对武大西迁历史如数家珍。一个春日的午后，我们跟随两只为春色痴狂的蝴蝶拾级而上，登临一座满眼翠绿的小山。小山是乐山老城制高点，名叫老霄顶。

站在老霄顶高处，透过香樟树和桂树繁茂的枝叶，向远处看，起伏的房舍之外，是白练般的大渡河；铁色云低，河畔天际线下，矗立着那座举世闻名的大佛。低下头看近处，绿荫掩映，藏着一片红墙黄瓦托举的古建筑。那是乐山文庙，也就是武大当年的总部和主校区。

我们站立的位置数十米外，在当年，有一座简陋的礼堂，礼堂里，冯玉祥、陈立夫、郭沫若等要人曾慷慨陈词。如今，礼堂早已荡然无存，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再也找不到它存在过的蛛丝马迹。不过，我想起了一张当年留下的老照片，那是从我此刻站立的地方拍摄的。照片上，大渡河与乐山大佛的侧脸都和今天一样。只不过，挡在它们前面的房舍却面目全非。在和强大时光的对峙中，惟有记忆与山川，或许稍能立于不败之地。

文庙要算最具中国元素的建筑。作为孔子的祭祀地，两千多年间，文庙遍布宇内，最多时曾有一千六百余座。除了祭祀孔子，文庙同时也是县学、府学所在地。到了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隐藏于西南地区大小城池中的文庙，其时，它们虽已失去了封建时代县学府学的功能，却意外地华丽转身：成为众多内迁大学的办学地。像西迁湄潭的浙大，它就设在湄潭文庙。至于武汉大学，从确定迁乐山时起，乐山文庙——当时还习惯称为嘉州文庙——便是预设了的流亡时期的武大总部。

乐山文庙始建于唐朝，后被大水冲毁，明朝中叶搬到老霄顶下。比较有意思的是，多年来，由于文庙为某中学管理，并不对外开放，如果在导航里输入乐山文庙的话，自以为是的导航系统会自动调整为乐山下属的犍为县文庙。

王星拱和两位下属的那张合影就是在乐山文庙里拍摄的。

今天的乐山文庙大约十多亩，比当年略小。穿过空旷的庭院和冷寂的大成殿，我找到了最里进一座孤零零的房子，房中空无一物，屋角结了些蛛网。这座房子叫崇圣祠，它是每座文庙必有的，用来祭祀孔子的父亲。一张老照片上，我曾看到过80年前的崇圣祠。与今天的仿建相比，它是一排绿树深处的小平房。那时候，这排三间的小平房既是校长室，也是教务长室，还是会议室、工友室和储藏室，王星拱校长就在此办公，并在此接待了包括李约瑟在内的诸多重要客人。

稍有闲暇，王星拱缓缓走出办公室，前面是大成殿。大成殿乃文庙主体建筑，供奉着孔子和他最得意的四个弟子。当年，武大图书馆就设在相对宽阔的大成殿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当年西迁诸校中，只有武大是一步到位的，因而其图书、仪器保存最为完整。当浙大、联大都为大量图书的损失而窘迫时，武大却拥有最为丰富的藏书。不仅如此，武大还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购买图书——这些图书的相当一部分购自海外，先运到香港，再辗转进入内地；太平洋战争后，香港为日军所占，只好先运到缅甸，再经滇缅公路到乐山。此外，像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桂质柏，曾是武大乐山时期的图书馆馆长。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注视下，图书馆里挤满了自修的学生，除了书页翻动的哗哗声和偶尔的一两声咳嗽，没有人发出多余的杂音。 ?上接第25版

大成殿前面是古木苍苍的庭院，庭院两侧，是年代久远的老建筑。两座钟楼式的阁楼遥相呼应，它们分别是法学院和文学院的办公室。阁楼之下的东西两庑，大小14间屋子，是文、法二学院的教室。这些教室，大者可容90人，小者只能容30人。 王星拱时常绕过大成殿里那些危乎高哉的书架，信步走到殿前的台前上，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听着从各间教室里传来的教授们南腔北调的讲课声。有时，一些不怕人的乌鸦在庭中的古树上沙哑地叫。

抗战时期，乐山文庙大成殿曾是武大图书馆。（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教室狭小阴暗，图书馆人满为患，幸好乐山多的是茶馆，学生们便到茶馆里用功。但这仅限于男生，齐邦媛说，“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女生敢一个人上街闲逛，也没有人敢上茶馆。”武大男女生比例为十比一，“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

教材不足也是必然。朱光潜为学生开《英诗金库》，但该书全校只有6本，只得3本分与男生，3本分与女生，由他们各自按课程进度先抄写再上课。齐邦媛为此专门去纸厂买了3个精美的笔记本，那笔记本“从里到外都是梦幻般的浅蓝”，五十多年后，当齐邦媛已是白发如雪的八旬老人时，当年的笔记本还珍藏如初。与笔记本一起珍藏的，还有她对朱光潜的清晰记忆。

齐邦媛记得，朱光潜用英文读到“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时，突然忍不住取下眼镜，泪水流满双颊，他“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小小的乐山城一下子拥进一所一千多人的大学，根本没法找到足够大的地方容纳，教室自然分作几处，宿舍更是化整为零。

白塔街是一条徒有其名的小街，不仅我没看到白塔，即便80年前的武大师生也同样没看到。不过，白塔街曾经的那栋白色洋楼，却是每个经历过乐山岁月的武大人都记得的。

那所白色洋楼就是女生宿舍，公认是武大最好的房子，学生们将其称为“白宫”。据杨静远回忆，由于房少人多，只有三四年级的师姐才能住，一二年级的学妹们只能住在白宫脚下的中式平房。这些平房潮湿破旧，如同王宫下的鸡窝。杨静远在1941年11月10日的日记里说：“早上下雨，院子里又湿又滑，难走极了。我端着一盆水，差点儿跌一跤。”

齐邦媛印象中，杨静远羡慕不已的白宫，其实也就是一栋普通的四层建筑。它系教会所建，勉强可容百来人居住，自成院落，比较安全，显然是安顿女生的最佳之选。但由于年久失修，“既不白也非宫”。当然，齐邦媛也承认，与男生宿舍相比，白宫还是要“好得多”。

男生宿舍有六处，每一处都无一例外地阴暗破旧，拥挤不堪，不仅多老鼠，甚至还有蛇虫出没。并且，还发生过因宿舍门外没有路灯，几个学生从高处失足跌下造成严重伤亡的惨剧。

杨静远是杨端六和袁昌英的女儿，陈西滢和凌叔华则是她的干爹干妈。1941年，18岁的杨静远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来到父母执教的乐山。最初，她们一家住在城中心鼓楼街，同院的还有后来任武大校长的周鲠生和法学院长刘秉麟。但日机轰炸后，小院化作瓦砾。杨静远回乐山时，他们家已迁到岷江边的一座农舍。此后，杨静远考入武大，在乐山度过了大学生涯。

那也是她的青春时代，从18岁到22岁，情窦初开的少女，在这座三江汇流的小城，她朦胧的情意，炙热的初吻都被她写进了日记。她曾穿过黑沉沉的街道去看演出，也曾和同学组织民工识字。春天来时，阳光筛过梨花洒在她和男友身上，小鸟在他们头上叽叽喳喳地欢叫。年轻人们一边恋爱，一边热烈讨论国家的前途。几十年后，当我走在杨静远日记里多次提到过的陕西街、白塔街时，一切都已和昔年判若云泥，但我分明感觉得到，在那个金瓯残破的年代，青春的热血与豆剖瓜分的现实时常碰撞，它既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凉，也隐隐让人明白，即使大地陆沉，山河破碎，但生活总要继续。青春无论在多么艰危的环境下，也一定要开出自己的花。

昨天已经消失

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在乐山市区交汇，形成了一个U字形的半岛。大凡城市的兴起，总是那些易于交通的要津之地，因之，这个半岛，也就是千百年来的乐山老城区。与今天庞大且日日新的新城区相比，老城区狭窄而衰败。但80年前，当五湖四海的武大学子来到川西一隅时，这座U形半岛就是他们生活的最主要空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直要等到8年后抗战胜利，才在半岛最南端的码头买舟东下，重返久违的故里。

深处内地的乐山，古称嘉州，自古以秀丽的山水和发达的井盐业著称。同时，这里的紫土丘陵，也是典型的精耕细作农业区。尽管半壁河山沉入血海，但武大初迁时的乐山还是一片难得的安宁之地。

叶圣陶于1938年底到武大任教，初到乐山，他发现这里街面整洁，物产丰富且价格低廉，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称赞说，“此间生活便宜”，“以生活情况而论，诚然安舒不过”。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迁入人口的增多，尤其是日机对乐山的大轰炸后，生活开始由安舒变得艰难。

1939年8月19日，36架日机飞临乐山，一番狂轰滥炸后，四分之三的街道化为瓦砾，民众伤亡达三千余人。以这场大轰炸为界，武大师生的生活也渐渐有了天壤之别。

漫画家方成在乐山度过了4年武大时光，作为化学系学生，他在五通桥黄海化工研究院做过研究，论文还在中国化学会年会上宣读。业余，他用漫画记录了武大师生生活的窘迫：买菜，做饭，缝补破旧的袜子，为谋口饭吃而奔波。画家关山月有一幅国画《今日之教授生活》。画上，一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坐在简陋的农家灶前，一边烧火，一边读书。这幅画并非虚构，而是纪实。画中人就是武大教授李国平。

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算是高收入阶层，如果不是战争，他们都能过上优渥舒心的生活。但战争是个不讲规则的对手，它改变了亿万兆民的命运。包括教授。乐山被炸以及战争的全面铺开，西南成为惟一可以肩负复兴重任的大后方，物价暴涨，日甚一日。1940年和上一年相比，许多物品涨价竟至十倍。

中文系教授苏雪林是知名作家，抗战之初，她把自己攒下的两根金条捐给国家。物价飞涨后，打了七折的薪水真的只够买柴和水了，为此，她不得不荷锄汲水，灌园种菜。杨静远在日记里悲愤地为她鸣不平：“她是一个完全的好人，但现在却眼看着要饿死。”工学院教授郭霖，初时也慷慨捐款1000银元，并自行设计了钢盔和防毒面具送往前线。急公好义如此公，后来也因生活贫困，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

同样英年早逝的教授还有不少，如黄炎培的长子黄方刚。李约瑟到武大时，黄方刚向其作了“关于道教的艰深而重要的阐释”。不意天妒英才，黄方刚于1944年因肺病去世。闻此噩耗，顾毓琇哀歌当哭。悲痛的文辞，既是对好友夭亡的追悼，也是生逢乱世的读书人的自挽：“彭殇修短倘前知，柱下精研枉作师；岂信著书能却病，犹怜好学每忘饥。家贫儿让山中果，世乱妻吟海外诗；呜咽长江怀故友，清明时节雨如丝。”

王星拱贵为一校之长，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他的儿子后来回忆说，“我记得靠每月的一袋平价米生活，米中有老鼠屎、沙粒，霉变成灰色，难以入口。我家在门前篱笆外种菜养猪，母亲还打猪草，日子过得很艰难辛苦。”

教授如此，学生更是等而下之。幸好，国民政府向学生发放有贷金，数额虽少，尚能填饱肚子。

1940年，武大对学生进行体格检查，全校1363人，男生营养不良144人，营养中等916人，比较良好的仅117人。比营养不良更严重的是缺医少药。1940年，武大平均每天有40余人患疟疾，但治疗该病的特效药奎宁，每天至多只有10支。

从1938年到1943年的5年间，武大学生因病死亡者竟超过110人，死亡率高达8%，为此，位于乐山城区西北的武大公墓不得不一扩再扩，乃至于学生们把它称为“第八宿舍”——事实上，武大只有7座宿舍。章心绰解释说，“一个同学得知某同学去世，他将此不幸消息告知另外一同学时，说，‘某某同学搬到第八宿舍去了。’这绝非幽默，而是不愿说出那使人悲伤之事。老同学向新同学介绍情况时，往往会说，‘我们还有一些同学今天在第八宿舍。’这是一种表示哀悼的说法。”

时过境迁，扩张的城市早已抹去了旧时的痕迹。几经寻访，我也没能找到传说中的武大第八宿舍。倒是在老孙的指引下，我来到了乐山师院足球场。球场上，一群学生正在踢球，青春的朝气和春天的阳光一同扑面而来。然而80年前，这里却是一个名叫西湖塘的小小湖泊。大轰炸后，时值盛夏，大量死者——其中包括武大师生十余名——大多被草草安葬于湖中。西湖塘就此成为一片平地，只有这个不合时宜的名字沿用至今——一座足球场，它的名字居然叫“西湖塘”，怪诞之中，却隐藏了一段不为外人所知的伤痛。

作为昔年的武大总部，乐山文庙近年终于从某中学收回，由文物部门管理，并开始修缮，据说将打造成景区。空荡荡的庭院中，摆放了一些展架，是一些关于武大的史料。我注意到几排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都只有二十来岁，气质儒雅、斯文。他们便是夭亡在乐山的部分武大学生。在国难当头的岁月，他们像苏步青号召的那样“读书不忘报国，报国不忘读书”。青葱般的年龄，他们却成为客死异乡的孤魂。或许，如果后人还记得他们，还记得有一所在烽火中化蛹为蝶的大学，他们就会魂兮归来。

外婆的锦瑟年华

乐山师范学院是乐山本地的一所普通高校，地处老城区。昔年武大的多处遗址，大多纳入了乐山师院的校园：工学院教室变成了乐山师院南馨苑，工学院图书馆变成了师院美术学院办公楼，实习工厂变成了师院附小。

大概鉴于这种空间上的承续，乐山师院校史馆里，辟有一间小小的武汉大学乐山纪念堂。纪念堂的展墙上，布置着数量众多的黑白照片——他们就是那个年代这所学校的主角儿。我徘徊其间，仔细打量，我知道，这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长辞尘世。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那一代人已经凋零殆尽。惟有这些当年的黑白照片，还定格了他们青春的模样。

我注意到了一张年轻女子的照片。女子二十来岁，齐耳短发，剑眉大眼，嘴唇紧抿，神情中透出一股倔强和坚毅。她的名字叫涂主珍，武大化学系学生。陪同参观的师院教授杨晓军先生给我讲了一个他的同事的故事，这个故事，便和照片上的涂主珍有关。

杨晓军的同事叫陈熹。陈熹硕士毕业后到乐山师院执教，其后，她考上了武大冯学峰教授的博士。攻读博士学位的2013年，冯学峰来到乐山师院，陈熹陪同老师参观刚落成不久的武大乐山纪念堂，这也是她第一次接触这段历史。

纪念堂里，当陈熹看到墙上张贴的涂主珍的照片时，她愣住了。因为，她们家也有这样一张照片。并且，已去世的外婆也叫涂主珍。曾经的武大化学系学生涂主珍，是否就是自己的外婆呢？向亲人们询问后，陈熹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从那时起，作为晚辈，陈熹才知道自己的外婆早在七十多年前，曾历尽艰辛来到乐山，就读武大。她也第一次知道，外婆在二十多岁的大学生涯期间，还有过一段不凡的经历。

那时候，乐山有一种很普遍的地方病，叫跁病。患者四肢无力，病情严重者有死亡之虞。武大进驻乐山后，校医董道蕴发现跁病与食盐中的氯化钡中毒有关，而一种叫马前子的中药对此疗效显著。后来，化学系学生涂主珍和彭少逸（后为中科院院士）把马前子进行提炼，制成药品，从而使得肆虐多年的跁病就此绝迹。

关于此事，叶峤教授曾撰文记述：“初到乐山，跁病确实吓人。教授们有的因跁病轻，医好后不能再在乐山居住下去，只好携眷东归，另谋出路。幸校医董道蕴先生发现此病系钡中毒，于是他试着用马前子碱救治，果然有显著疗效。后来，化学系学生彭少逸、涂主珍等人，从中草药马前子中提取精制，有了这种药，武大跁病才得以制止。以后乐山邑人推广引用，救治了不少人，使乐山人民对武大同仁一直很友好。”

一个校医外加两个在读大学生，竟能攻克一种令人谈虎色变的顽疾，颇有些难以想象，但偏居一隅的武大却做到了。

尘埃落定，今天我们研究武大以及和它有着相同命运的浙大、联大，它们困境中的崛起与逆袭，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呢？这一点，1943年从成都前往乐山就读的武大哲学系学生、日后的著名哲学家的萧萐父总结得很好：“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好像并未影响当时师生的教学情绪和学习钻研精神；相反的，似乎国事的蜩螗，民族的苦难，反而激发起师生们内心深处的屈原式的忧患意识和费希特式的哲学热忱。”

西谚说，由一头狮子率领的一群绵羊，将打败由一头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虽有夸张，却说明了领军者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如同竺可桢之于浙大，梅贻琦之于联大，王星拱也是武大的领军者和灵魂人物。他曾说，“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

武大校长任上，王星拱坚持理论与应用并重并行。

就理论来说，乐山期间，王星拱说服教育部，成立了文科和理科研究所。那时候，这所在水之湄的小城，创建了中国惟一一个致力于非医学细菌学研究的实验室和中国第一个电离层实验室；完成了第一本用汉语写作的宇宙射线专著；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人物传记《张居正大传》；在世界权威刊物《自然》和《科学》上发表了多篇论文……李约瑟发现，“在四川嘉定，有人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李约瑟感叹，“毫无疑问，武汉大学的学术水平很高，即使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大相比也毫不逊色。”

就应用来说，武大师生对乐山丝绸业、盐业等工业进行了调查，参与国民政府经济部的盐碱实验室的研究与创新；新办的矿冶工程系和机械工厂，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机械人才，还为乐山最兴盛的井盐业和采煤业设计制造了大量配件；研制了第一台吸卤机；找到了治愈跁病的秘方……

武大在川8年，教授多达百人以上，各校中名列前茅。1940年代初，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国选拔了45位部聘教授，武大位居全国第四。此时，这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大学，已然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并驾齐驱，成为中国四大名校之一。

乐山八载，数千武大学子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难忘的锦瑟年华，从中走出的佼佼者不乏其人，诸如美国阿波罗号登月飞船发动机设计者黄孝宗，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台湾“经济部长”赵耀东，海浪理论奠基人文圣常，逻辑学家李匡武，历史学家严耕望，经济学家刘涤源、刘诗白，法学家端木正，数学家张远达，化学家彭少逸，生物学家张致一……

194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函告武大，英国牛津大学已认可武大毕业生在牛津之研究生地位。也就说，凡武大本科毕业生，愿意前往牛津这所世界顶级学府攻读研究生的，只要凭学校证件即可免试录取。同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武大有9人入选。胡适在考察武大后深有感慨地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可以去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汉大学。”

房龙在评价安徒生时充满激情地写道：“上帝的火花在这个沉默的小男孩心灵中孕育，像一场风暴那样不可抗拒。凡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他遭遇到多么无礼的对待和多么巨大的困难，他仍能实现他的梦想。”

我以为，这评价也适合西迁时的武大师生——以及同样在山河破碎的岁月里迹若转蓬的其他西迁师生——联大、浙大、同济、东大（东北大学），等等——他们都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他们都是艰难岁月里在心灵中孕育火花的沉默小男孩……

王世杰（字雪艇）是武大首任校长，尽管他此后还出任过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等要职，但他心目中，武大校长是分量最重的。1938年3月底，已经不再是校长的王世杰和李四光一起回到武大校园，其时，武大师生已开始了溯流而上的西迁，春天的校园一片忙乱，人心浮动，盛开的桃花更加重了这种离愁别绪。王世杰站在桃树下触景生情，感慨万千。

多年以后，当王世杰垂垂老矣，他留下遗嘱，要求后人为他立这么一块墓碑：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之墓。王世杰的遗嘱让我联想到了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尽管曾贵为总统，但他的墓碑上刻的是 “独立宣言和弗州宗教自由法案作者，弗吉尼亚大学之父”。

竹公溪是大渡河的一条微不足道的支流，它弯弯曲曲地从乐山老城区穿过。多年以前的竹公溪畔，叶圣陶曾沿着小径散步，杨静远曾和男友一起踏青，钱歌川等人曾赁屋而居。春天的竹公溪水量丰盈，夹岸都是绿得发暗的树林和草地。多年以前，那些溯流而上的读书人，他们也曾见识过溪流滋润的人间的春天。

时光飞逝，哲人其萎。多年以后，当我再度追寻，往事已经苍老，一个曾经鲜活生动的时代杳杳远去。追寻中，或许，还有一些浸入骨血的基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