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汶川 | 灾后心理援助： “疗愈学生的同时也是自我疗伤”
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心理援助在中国被更多人了解，也因此成为我国灾后心理援助的“元年”。最早派出心理救援队的是唐山市政府，因为“唐山人知道这种痛”。
责任编辑：袁端端
教师何莉在都江堰市北街小学“心联小屋”给学生做心理辅导。
（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10日《南方周末》）
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心理援助在中国被更多人了解，也因此成为我国灾后心理援助的“元年”。最早派出心理救援队的是唐山市政府，因为“唐山人知道这种痛”。
但一开始，老师和校长对心理援助的队伍非常抗拒，张银俊灵机一动，在安置区旁的路边竖起了一条红布，上书——“高考心理辅导”。
闪回，灾难心理学专业术语，指个体不由自主地、反复地回忆灾难的图像，伴随强烈的情绪和心理反应。
对教师何莉来说，闪回是父亲收缩瞳孔中“不堪”的自己。
十年前那场灾难到来时，何莉和母亲、姨妈母女都在医院，围坐在刚做完手术的父亲病床边闲聊。第一阵剧烈晃动后，姨妈和她女儿奋力往楼下跑，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阵震动后，何莉趴到父亲身上，吻了一下浑身插满管子的父亲，与母亲转身跑到卫生间——母女俩下一次“见”到父亲是在殡仪馆门口的名单上。
十年中，她一直自责没有把姨妈和表妹叫住，父亲最后惊恐无助的眼神更是时时在脑海中闪现……除此之外，她不敢细想。
世卫组织调查显示，大型灾难发生一年内，超过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需要长期心理干预。
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心理援助在中国被更多人了解。国务院将“心理援助”写入震区《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要求各地将心理援助纳入各级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灾后心理援助“元年”。
震后，超过3000名来自各地的心理援助志愿者涌入震区，“做科研做问卷的、弹吉他的，什么人都有”。两周后，志愿者人数锐减为不足百人。十年后，留在震区的心理援助者已是寥寥。
何莉经历了近两百次不同组织的培训，现在她是都江堰市北街小学“心联小屋”的心理咨询老师。但熟悉何莉的人都知道，她不去逛街、很少休闲，“拼了命地工作”，“回馈社会”是她生活的动力。
“我爸本来就胆小，那个时候应该被吓坏了。”何莉说。十年了，她再也没有机会验证这种揣测。
“他连地震时脚下的一根草都能记住”
汶川地震后拖曳的创伤之深超乎所有人想象。
地震发生后一个半月，灾难惨烈的痕迹已基本清理干净，一个孩子找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刘正奎：“叔叔，能不能带我回学校看看？”
此时的北川中学震后残骸已被清理干净，但孩子对一切异常熟悉：“这个是张敏宏，他的胳膊断了掉到这儿；这个是李常西，他的脑袋这里被砸了个坑。”
6月中旬四川已经入夏，刘正奎却打了个冷战。“他连地震时脚下的一根草都能记住。那个刹那我仿佛回到了5月12日下午的北川中学。&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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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邵小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