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汶川 | 灾区干部没对媒体说过的心里话 党校教授和她的476个采访对象

北川公务员邓大姐在北川电影院门口学太极，“5·12”地震中，她失去了几个亲人。（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10日《南方周末》）

他们找了一块红布把女儿骨灰包起来，夫妻俩轮着挂在胸前，想着以后永远跟女儿不分开了。

骨灰背了八个月，不方便就背在背上，睡觉时挂在胸前。与同事一起住在很拥挤的地方，他就挨着女儿的骨灰睡，但从没有人问这是什么东西。

“5·12”地震后的第五年，2013年5月12日，四川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教授王春英和她的团队来到汶川，正式启动一个灾难口述史的研究项目。选择这个时间为起点，是灾难口述史研究的一个学术要求：不能早，搞早了受访者还沉浸在悲痛当中，没有思考；也不能晚，搞晚了受访者会淡忘。

采访对象是经历过地震的干部群体。其中汶川153人，北川323人，从副县长到普通公务员，还有村干部。研究团队分成两组，每天上午一个，下午两个，晚上一个，一天能采访八个人。

项目的初衷，是关于地震灾害的应急管理，通过采访干部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执政能力。然而，等到了灾区之后，情况变了，王春英用“震撼”形容自己的感受。她发现，面对这么大的灾难，技术层面的东西是次要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更为重要。

采访时，王春英非常注重细节。主要就是听，对方愿意讲就讲，不愿意讲也不会追问，不会盯着对方看。记录员是背对着受访对象的，摄像的人也只是专注于弄设备。另外，强调是收集材料，承诺为对方保密。

即便如此，最初也并不顺利。特别是在北川，虽然是组织部门提供的名单，但干部们仍然排斥。“跑了很多次，一会这边不行，一会说那个文件的章不对”。后来，王春英发挥系统优势，联系到北川党校的一位副校长，说就从你开始，感受一下我们的工作方式，如果依然不接受也可以。对方说最多给你二十分钟，没想到一打开话题，讲了将近四个小时。

后来，干部之间相互传递，采访变得容易起来。甚至在离开北川之后，还有名单之外的干部主动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再过来，也想说一说。这位学历史出身、从没受过心理学训练的党校教授，被受访干部当作了心理医生。

大部分干部在采访中都哭，王春英和助手也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