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汶川 | 不能忘记的汶川“过客”

作为映秀救援时武警部队警衔最高的指挥官，暴玉怀说，“先救孩子”，当时指挥部有人就先往学校派。他身后的漩口中学，震后作为遗址被整体保留。（受访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10日《南方周末》）

十年前，在最惨烈的大地震一线，军人和救援志愿者徒手打捞每一个生还的希望；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汶川过客”，他们的一些战友长眠异乡。

十年后，他们回归普通人生活，依旧是国家和民族的荣光；而留在身体和精神里的汶川印记，伴随他们经历十年冷暖，甚至影响了人生选择。

时隔十年，看到“敬礼娃娃”郎铮的寻人告白后，6名“解放军叔叔”给他打来了电话。

2008年5月13日上午，北川曲山幼儿园废墟中，3岁的郎铮被救出后，被8名战士架在一块小门板做的临时担架上。左小臂骨折的郎铮举高右手，向军人敬礼。

打来电话的其中3人陈德永、李帅、赵兴满，正是当年抬担架并把郎铮从废墟中挖出的战士。“李帅还记得，郎铮被救后的第一句话是‘我的鞋去哪了？’后来他还送了一双新鞋。”郎铮的母亲吴晓红说。

“他们都不愿意面对媒体。”郎铮的父亲郎洪东说。他曾带孩子到13集团军37师装甲团探望那些战士，但他们退伍后就失去了联系。

无论在镜头内外，当年的许多军人和志愿救援者，十年后都选择了低调。在他们眼中，“伟大的抗震精神”属于更多不知姓名的人们。

原武警交通部队政治部副主任暴玉怀不愿再回映秀，不愿再打扰逝者。作为映秀救援时武警部队警衔最高的指挥官，他说自己已尽力但有遗憾，毕竟救出的只是少数。

2018年5月12日，原武警四川总队阿坝支队第六中队五班班长姜晓林将十年来第二次回映秀，祭奠逝去的战友。地震使他六级伤残，带走了他的五个兵。

曾在茂县灾区参与救援的志愿者顾家北（化名）说，他再也不敢回去。钢筋曾贯穿他的左小臂，缝了24针的伤疤至今清晰可见。

指挥官暴玉怀：我尽力了，但有很多遗憾

暴玉怀来见南方周末记者，衣着朴素，开国产车、拎花色保温杯，看起来跟老北京遛鸟大爷并无二致。

退休后，这位正师级大校在北京丰台生活。当了37年兵，他经历过“98抗洪”，以及大大小小的山火、地震，而汶川，是他内心最深的痛。

暴玉怀谢绝了一些关于“5·12”的纪念活动，也不想再回映秀。他从不看关于灾难的报道，因为一想起就不舒服。

“我尽力了，但我有很多遗憾。”暴玉怀说，任务完成后，翻过这一页最好，“救出来的是少数，更多的人失去生命。”

2008年5月12日下午，时任武警四川森林总队副政委的暴玉怀，受命赴汶川，成为最早抵达映秀的救援力量。听说映秀小学埋的人最多，14日天蒙蒙亮，他就往学校赶。

面前，校舍已成废墟，家长们坐在瓦砾上捶胸顿足哭喊。在废墟旁，有一排排遗体，“身上盖的木板、纸片很小，一看就是孩子”。

在废墟里来回寻找，一行人在“很粗”的钢筋梁下发现一名十来岁的小女孩。暴玉怀匍匐在地，从预制板底下的桌子缝隙间，看见一个小女孩努力抬着头，“叔叔，救我”。

众人在小女孩头颅周围垒上支撑物，防止预制板再砸下来。暴玉怀陪着小女孩说话，给她鼓劲，看着囡囡枯裂的嘴唇，他想着，能不能给孩子灌点水？医务人员制止了他的想法，灌水会破坏她身体循环，他只能给孩子湿湿嘴唇。

现场一度束手无策。粗重的钢筋梁，映秀镇上唯一一台东风吊车也无法应对。暴玉怀回身召集部队研究对策，请求上级调配工具。“当时知道有四五百孩子埋在小学，得判断哪个区域人多，就先挖哪。”

次日，小女孩得救。那几天，武警部队在此救出13名小学生。

5月14日这一天，暴玉怀扎在路口指挥，分配逐批赶到的武警部队及军校师生，去各个救援现场。

“我们有时候得面临如何运用有限兵力的困局。”他回忆，当时优先把部队先往学校派，“因为受灾最重的就是映秀小学。你要非说我们对其他地点厚此薄彼、见死不救，我们也否认不了。”

“黄金72小时”过后，阿坝州救援指挥部开会，暴玉怀和州委书记侍俊合计，明确武警部队精力得转向“搬运遗体”。这时，一个人连滚带爬进帐篷，报告说学校废墟里好像听到下头有声音，但不能确认。

这让暴玉怀心头为之一振，“先救孩子”。在映秀，救援主力都在学校，而几个学校的情况都是少数生还，“放眼灾区，过了72小时，镜头前的生还者就那么几个人，一个人可能要一两天才挖出来。”

后期救人难，“背遗体”也有难度。暴玉怀看得出来，有些遗体抬不动，碰到发肿发胀的，得弄个棒子架着，甚至四、五人才能抬动。身着白色防化服的武警战士在废墟里穿梭，发现遗体后由现场医生消毒取血样，再将遗体编号装入裹尸袋中，源源不断沿着狭窄的小道抬上山。

“得埋在高处，不能靠近河道，（否则）会造成二次污染。”暴玉怀说。挖掘机已挖好三道壕沟，裹尸袋被层层叠叠放入，洒石灰后即用土掩埋。他还得与村干部耐心做群众工作，请他们不要偷偷私自土葬。

后来，这三重土丘被安上一座门坊，为“汶川5·12特大地震遇难者公墓”。原有16041名在籍人口的映秀镇，地震中死亡和失踪的人数约为9000人。

四川是山西人暴玉怀的第二故乡。震前，他为深入部队每年路经映秀十几次。2009年，他曾回到映秀祭奠，此后再未踏上这块土地。

“映秀原本是一个山路弯弯、泉水叮咚、石头上长着绿毛的小镇，如今，永远没有了。当然，灾后重建是非常好的工程。”暴玉怀说。

2009年，暴玉怀升任武警重庆总队政治部主任，2011年，调任武警交通部队政治部副主任。2013年芦山地震时，他借鉴汶川经验，指挥部队将马路腾开，让挖掘机得以长驱直入。

虽然在芦山，他和部队更多负责外围抢通、保通，但汶川的场景历历在目，“梦里总是会出汗。我不是害怕，而是愧疚”。

在武警部队，暴玉怀长期负责烈士牺牲的抚恤。2005年四川木里大火，近两个月扑火任务完成，他目送部队远去，看到一个战士的军裤被扯成一缕缕，不由眼含热泪，向战士敬礼，“这些灰头土脸的孩子，可能一辈子再也见不上，这有时让人感到绝情，但这就是战友情”。而在汶川时，他连感动的时间也没有。

有媒体曾将暴玉怀奉作英雄，他连连摆头否认，“快不要说这些。人命都没了，是什么英雄？只要是身处我当时的位置，可能人家能做得更好。我尽力了。”

武警班长姜晓林：做公益，认“战友妈妈”

“雅安天漏”，2018年5月12日前一周，天气预报都是雨。姜晓林的右腿又隐隐作痛。矮凳不能坐，因为腿不能弯曲小于80度；走不能超过半小时，更别提跑了。

十年前，25岁的姜晓林可是部队的“训练标兵”，他担任班长的五班，负责保卫映秀电厂渔子溪水电站。

2008年5月12日下午，班上两人放哨，其余八人留在营区准备14时30分的防暴演练，内容是挥舞警棍和盾牌，对抗潜在的敌人。

真正的“敌人”，却从地底突袭。幸运的是，营区只有一栋两层小楼，在余震中才慢慢倒塌。八人及时撤出，毫发无损。

姜晓林的心思在100米开外的水电站。不顾身后营房腾起的尘土，他带队奔往哨位，一名执勤战士安然无恙，另一名战士雷稳却被落石砸倒，流血不多，但已没了呼吸。

水电站内被困职工正等待救援。来不及哀悼战友，他们进入废墟搜寻，此时，余震引发山体滑坡，乱石砸中姜晓林后脑勺。

等他醒来时，已是一个半小时后，右腿折了无法动弹，好在没脑震荡。四周“完全陌生”，巨石密布，看不到人，也听不到人声，除了激流呼啸。

挨过漫长的一小时，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传来，增援部队来了。听到有人呼喊着他和战友的名字，姜晓林咬牙不回应。

结果是噩耗。在那个下午，五班有五人遇难，他们是副班长孙魁，战士雷稳、滕登峰、朱强、蒋军洲，经再次大搜查都未寻获。姜晓林判断，他们被落石砸到后，被冲到了溪里。

在绝望里，姜晓林度过了震后的头两天。乱石间，战友轮番接力，近一个小时才走完平时十分钟的路程，把他背到映秀镇上的主营区。

主营区也已面目全非，伤员没有医也没有药。两天后，姜晓林被直升机送往成都治疗。有半个月里，医生每天拿刀切开他化脓的伤口，后来通过手术从他的大腿植皮到膝关节处。

精神上的疼不见血，却更扎心——对熟识百姓的牵挂，对牺牲战友的愧疚。姜晓林常常失眠，和一同住院的战友也避谈地震，直到一场“盼着却又怕着”的探访到来。

2008年7月，震后两个月，五班四名遇难士兵的家属经统一安排来探访，姜晓林和他们抱团痛哭。陈化琴得以从三百多公里的泸州赶到映秀，看儿子朱强牺牲之地。

对于朱强的死，姜晓林尤为内疚。余震带来的飞石第一次击伤朱强，他已奄奄一息，当时和朱强相隔仅七八米的姜晓林眼睁睁地看着一分钟后，落石再次砸下。

烈士证中，19岁的朱强一脸稚气。陈化琴见儿子最后一面，还是地震两年前：军车上的儿子拿绿军帽遮住脸，渐行渐远。此前半个月，朱强的父亲去世。

2008年底，姜晓林独自去泸州看望陈化琴，喊出了一声“妈妈”。

“别的家属我都叫不出口，”姜晓林说，“陈妈妈在两年内接连失去丈夫和儿子，她最需要陪伴。”自此，他认下陈化琴为干妈，时常电话联系，退伍新婚后又带妻子去见“干婆婆”。

带着一纸伤残六级的评定，他出院后归队，而伤亡大半的五班已重新整编。因为伤残，他不能参与课目训练，不能执勤，“我明白，军旅生涯要到头了”。2009年11月，姜晓林告别部队。

按照当时的政策，姜晓林每月可领伤残抚恤金，但不能安置工作。他选择了最无人问津的一条路——到重灾区北川县从事公益。

打动他的，是疗伤时认识的一位女志愿者，雅安老乡。志愿者的大爱，让他投身姑娘所在的NGO专职做公益，虽然每月只有一千多元，而部队工资是三千多。

姜晓林还因此收获了爱情和家庭，“她不在乎我的伤残。”2011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

NGO的对象主要是孤寡老人，他们大多在地震中失去亲人。姜晓林感同身受地理解老人，也在自我疗伤中渐渐走出灾难阴影。

两年后，NGO从北川撤回成都。大城市的压力与微薄的工资，让姜晓林在2012年4月选择了辞职。举家回乡前，他决定带着妻子去映秀，这是震后的第一次。

“那时我有些迷茫，对回家能干什么缺乏思路。我知道，只有在映秀，才能放下过去，重新上路。”姜晓林说。

他向战友们敬礼、撒酒，然后辞别。在他退伍不久，武警部队在映秀镇渔子溪村公墓，为抗震牺牲的烈士们立起衣冠冢。

回雅安后，姜晓林在磕磕碰碰中摸索着出路。伤残和文化程度制约着他的就业选择，为了照顾父母，他在家附近从事养殖。

“一分钱掰两半花，建厂房、买猪仔、跑防疫，身心俱疲。”如今，养猪场初成规模，膝下俩儿子，姜晓林的生活波澜不惊，直到战友打来电话，“回映秀吧。”

2018年清明，渔子溪村公墓，陈化琴端来一碗冒着热气的面，摆在儿子的墓碑前。梦里，儿子总喊饿。从最初一年来五六回，到近些年的一年两回，烈属们来得少了，“5·12时也来不全了。”

孩子们年轻的生命被定格，而父母们一年年在老去。他们约定，无论谁来，都要在所有墓前祭拜。这是未亡人们的相互抚慰。

志愿者顾家北：亲历两名战士牺牲

走出从意大利回国的航班，广州的湿热提醒着顾家北，5月来了。但他知道，5月12日，他很可能和往年一样，“什么事都不想做”，难受。

如今，一米八出头的顾家北体重两百多斤，只有植在左小臂的钢板提示着他有过非凡经历。

“过安检时，钢板会报警，穿西装的话得把衬衫脱了，露出伤疤给人看。”顾家北说。

当八个男生踏上志愿者之旅时，从未想过会见证生死。他们最初只是去甘肃舟曲为百姓挖水窖。2008年5月12日18时，八个人临时决定改去汶川。

他们背着铁锹、锄头南下，时而挤在吉普车上的行李架，时而徒步。蜀道艰险，还有余震。年轻人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5月16日，徒步到茂县松坪沟乡时，落石封死了去路。

此时已是震后第五天。面前的村子约有三十户人家，无外人逗留，很多砖石下有呼救声，“听起来以老人、儿童为主”。

穿梭在灰烬与残垣间，第一个幸存者被发现，老汉双腿被砸，只有上身露在外边，双目紧闭。顾家北凑上前去摸鼻息、听心跳，“相当微弱，要仔细听才能听出来”。

八个男生齐上阵，厚重的预制板根本搬不动，读医学的伙伴甚至比较极端地提出给他截肢。种种方法试过后，最后只能徒劳着守望。

这样的挫败接下来不断重现。“一个手指头、一只手露在外面，已没了体温。但我们想，得试试。可40分钟后，当腾出空间时，拽着那只手一拉，直接扯出来一节残肢。”

他们曾救出三人，由于缺乏医疗设备及抢救经验，全部死亡。

5月16日午后，一个十一人的武警战斗班出现在松坪沟乡，惊讶于有人比他们更早到。两支队伍协作，拿撬杆把预制板一掀，一个满身是土的男子半身出现在众人前。通过摸颈动脉，判断人还活着，接下来只待搬运。

可坏消息来得太快。5月17日上午，坐在一堵残墙下歇息的一名武警战士，被几块不大的石头砸中脑袋，“就是一瞬间的余震，晃一晃，我们都没有躲避。他出血并不多，可头盖骨都破了，救不回来了。”

顾家北之前还没来得及跟这位战士说过话。战士遗体被放到远处，撒上消毒粉。人们继续开挖。终于，第一名生还者被翻出来，武警班长与三名战士用担架将其抬走。

剩下的七个武警，和八名志愿者，“哪边也不想把劲头松下来”。遗体、废墟、下不完的雨，很快被麻木所取代。“越挖动作越机械。不是说精神上被麻痹了，而是脑子已经没有空间去害怕。”

危险时刻悬挂。5月19日，震后“头七”。凌晨两三点钟，探照灯照射下，一整面房子外墙挡在眼前，大家围着使不上劲。

一个矮胖的战士自告奋勇，要下到一头的低处，用肩膀把这方构造物顶起来，大家顺势一扛，就能让障碍物滚落旁边。

未料想，失去支撑的石头突然滚落，两名志愿者不惜用手、用膝盖去拦截，一人两根手指头骨折，一人后脑勺出血。

而那位战士，还是被石头压住，喊了两声，就没了声响。十多分钟后，石头被挪开，他已断了气。

暴雨如注，漆黑的山野间，只剩此处有光。大家站着，没人说话，雨水和泪水混在脸上。跟南方周末记者说到这儿时，顾家北点燃一根烟，让红了的眼圈看起来不那么显眼。

接下来的骰子，落在顾家北身上。5月19日中午，在抬一块预制板时，顾家北绷紧的左臂抵着一根钢筋，“下意识借借力”，但实在没力气了，他松了劲，钢筋贯穿了他的左小臂。

众人找来木棍，搁顾家北嘴里咬着。酒精早已用完，一个战士想出了个土方，敲开子弹壳，倒出火药以作药引，其他人把顾家北四肢死死摁住，战士“唰”一下把钢筋拔出，顾家北一下疼晕过去。战士又麻利地把火药往顾家北的伤口一撒，火柴点燃，顾家北又被疼醒。

好消息姗姗来迟。5月20日，道路打通，增援的武警来了。志愿者们决定撤离。顾家北在成都获得免费治疗，植入“瑞士进口钛合金钢板”，随后收到南航送的机票，登上去广州的飞机。 

在佛山家中，顾家北曾过着睡醒吃，吃完打游戏的日子，试图屏蔽关于地震的一切信息。可一闭眼，就想起一个女孩。在松坪沟乡时，他发现一个女孩的衣服一角露在外头，喊来同伴帮忙，又喊了几句“要挺住”，就累得瘫睡在一旁。女孩被挖出来后，身体已凉。

“地震留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更多的是自责，但实际上又没什么好责备的。”顾家北找过心理医生，但又开不了口，他觉得医生不能理解他的经历。

大学毕业后，顾家北曾在香港工作，后回乡创业，现在佛山一企业负责管理。平时，他玩赛车、玩滑翔伞，但那种“生死一线”的感觉，再也没有过。

“我不敢说看透生死，但起码我能够更好把握自己，更奋发。”顾家北说，如果再有大灾大难，他会尽一切力量去援助，但“不想再回去那种场景”。

顾家北从不跟朋友提起十年前的往事，他本以为自己可以坦然面对。直到2015年，震后第一次去汶川，在遇难者纪念碑前，他瘫软在地，匍匐着痛哭，“就像磕头那个姿势”，不知内情的同伴都被吓到了。

回归各自生活后，八名志愿者再未聚齐过。只有一个约定一直保持——每年过年前，都凑一笔钱寄给那支武警部队，托其转交给烈士家属。

2018年春节，第九笔慰问金如约发到烈属手中。只是他们至今不敢去问，那两位遇难的战士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