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与梁思成

侯仁之（1911-2013）（作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10日《南方周末》）

赔书

1949年9月底我父亲侯仁之留英归来，回到燕京大学教书。不多久便怀着激动的心情，前往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小楼，看望久仰的梁思成教授和夫人林徽因教授。应该说，首先是从林徽因先生那里，父亲听到了他们两位共同的“心声”——那还是父亲在燕京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每个学期学校总要举办几次“大学讲演”，主讲人大都是从校外请来的知名学者，学生们可以自由参加。大约是1934年秋天的一次大学讲演，林徽因先生主讲中国古塔的建筑艺术，父亲慕名前往。可是再也没想到，这一次精彩的讲座，却开启了他对古典建筑艺术的感知。

大学毕业后，父亲作为顾颉刚教授的助教，协助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一课。当时父亲正热衷于探索北平这座文化古城的起源和变迁，已经感觉到单凭文献记载是不行的，需要实地考察，特别是实迹的印证。因此他经常只身跋涉于荒郊野外。随后父亲为调查实习班编辑一册小书《故都胜迹辑略》，在前记中写道：北平为辽金元明清五代建都之地，史迹最富，虽一砖一瓦之细，亦多渲染鲜明浓厚之历史色彩。

1941年12月父亲因抗日被捕，出狱后缓刑期间，将狱中腹稿《北京都市地理》移记纸端。抗战胜利后，父亲留英三年，完成论文《北平历史地理》。

听林徽因先生的讲演之后十五年，父亲终于有机会拜访梁、林两位先生。亲炙教益，这是第一次。父亲后来回忆时说，徽因先生在家中也像在讲台上那样才思纵横，侃侃而谈，可是思成先生看上去却显得格外诚挚而凝静。父亲印象深刻的是思成先生问他的第一个问题：“你研究历史地理能为北京城作什么？”实际上也正是这第一次会面，促成父亲走上一条业务探索的新路，也就是运用历史地理学的专业知识为城市规划建设服务的道路。

清华燕京两校毗邻，父亲骑着从英国带回来的三枪牌自行车去清华园，梁先生的车子往返清华和市政府也过燕京，时相过从。父亲1950年1月2日的日记中只有两行字：

10点梁思成先生来电，约4：30见。

谈爱丁堡城 中国历代都市设计 “人民首都”

——看来“人民首都”已经成为他们谈话中使用的专有名词了。

这个时期，梁、林两位先生正在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近十位教师组成的设计小组投入国徽的设计。父亲亲眼看到他们是怎样在家里工作的：进到房间环顾四壁，一条又一条灰布的条幅从屋顶垂下来，正是一幅幅在构思中勾画的国徽草样，在满墙壁条幅的围绕中的是病榻。林先生患肺结核病多年，伴有吐血，梁先生也时有抱病在床。设计小组就在家中夜以继日地讨论修改图案，1950年6月全国政协国徽方案审查组评选时，梁、林两位先生都病倒了，由设计小组成员兼任秘书的朱畅中代表出席。最后由梁、林两位主持的清华大学设计方案中选，1950年9月20日国徽图案正式颁布。

不仅是国徽设计，林徽因先生还付出了很多心血挽救濒于失传的景泰蓝工艺和设计。为了解决一个与设计有关的问题，她想参考一本英文写的关于印度艺术的书（E.B.Havell著Indian Architecture：Its Psychology & History）。清华大学没有，要父亲到燕京大学图书馆找。父亲借到了，为她送去，她高兴得不得了，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