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的通史旨趣与“史界声光”

“说明中国社会的总相”

我国老一辈史学家，不少都有写一部中国通史的愿望；而毕生致力于撰著一部中国通史者，仅吕思勉先生一人。然而，对于向来所谓的历史的“资鉴”功能，吕先生是否认的。在吕先生看来，“资鉴”的历史观，是向后看的，是照老样子做的历史观，是导致失败的历史观。而吕先生的通史旨趣，就在于通过研究历史，“用以说明现社会，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惟其如此，对于“偏举一端，欲涵盖全史”的治史的方法，亦即用政治史涵盖全部历史的方法，吕思勉先生是坚决反对的。他指出：“史学所要明白的，是社会的一个总相”；“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社会是整个的，虽可分科研究，却不能说各科研究所得的结果之和，就是社会的总相”。

基于这样的认识，吕先生强调：必须用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分别加以观察；而能够对社会进行“综合观察的，就是社会学”，必须用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综合性研究，才能“说明中国社会的总相”。吕先生认为，只有这样的历史，人们读了，“才会有革命的思想……，才知道人类社会有进化的道理。……从前的人，误以为读了历史，才知道既往，才可为将来办事的准则，于是把历史来作为守旧的护符，这才是误用了历史的。若真知道历史，便知道世界上无一事不在变迁进化之中，虽有大力莫之能阻了。所以，历史是维新的佐证，不是守旧的护符。惟知道历史，才知道应走的路；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所当尽的责任。”

正是出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视，吕思勉先生甚至提出，应该在中学教授社会学，使学生对社会发展略知“匡廓”，以取代通行的历史教育。他以自己为例，说早年通读二十四史一遍，却毫无心得，就是因为没有社会科学的根柢。但是，在中学教授社会学，毕竟只是一种设想。按当时教育部的规定，能够付诸实行的，只能是历史教育。于是，把社会学的理论贯彻于中学的通史教育，使通史教育成为国民教育，就成为吕先生通史旨趣的另一所在。他甚至建议中学历史教育，“不妨以社会学为之经，而历史转若为其纬，引社会学以解释历史，同时即以历史证明社会学之公例，两者如辅车之相依也。”

吕先生自15岁读史，到73岁去世，58年间，写过多部针对不同读者的中国通史。如：《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