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世界：五四时代读书人的徘徊

五四时代，少壮的傅斯年（左）已承认 “现在还只能有以民族为单位的世界运动”这一现实，而老辈的梁启超（右）仍向往着建设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他强调要“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

关于“五四”带来的变化，过去一般较多注意“个人”的淡出和“群体”的凸显（落实在 “国家”、“民族”之上）。而“五四”前后也是西潮冲击以来中国人最愿意把自己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当巴黎和会的结果告诉中国人，“世界”仍是一个外在的区域，尤其世界性的“公理战胜”其实并不包括中国之时，“国家”、“民族”与“世界”这些新词汇之间的关系就未必融洽，甚或可能对立了。风潮来时，最易激动的青年学生首当其冲，也是所谓现代社会的常态。

当年的学生因巴黎和会的刺激转而偏向民族主义，是一个不争的现象，但这种转变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似太直白。其实“五四”带来的变化未必一致：从趋重个人到趋重群体，“五四”前后的确呈现出很明显的转变；但此前面向世界的趋势却仍在持续，即民族主义的兴起并未立刻导致世界主义的衰落，较明显的转变要更晚才出现。这一动向过去未受关注，部分即因历史的丰富性被忽视，使我们写出的历史都“简明扼要”得像电线杆，其实历史可能更像一棵棵鲜活的树，有主干也有枝叶。

两代人的相互调适
清季梁启超最反对中国人知有个人、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曾因此而不惜指责其老师康有为；如今却强调既要知有国家，更要知有个人和世界，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言之

1918年欧战结束后，许多中国读书人将其视为新纪元的开端，康有为、蔡元培和李大钊等见解不同的人都看到了世界“大同”的希望。最能“与过去之我战”的梁启超，更有非常明显的转变。他以前曾经主张世界主义是理想，而民族主义是现实，如今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梁启超在清末曾指责中国人没有国家思想，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或“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也就是说，中国人一向重视“个人”和“世界”，而忽视其间的“国家”。如果梁启超看到的真是中国的“传统”（这与 “修齐治平”的传统进程显相抵牾），则以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运动，倒呈现出明显的传统意味。那时的两大主流正是“个人”和“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当时北大学生傅斯年说的一句话：“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

当年人所说的“阶级”，略同于今人所说的“阶段”。傅斯年的表述，或许也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在1912年曾说，“我国数千年教义习惯，由国家等而下之，则地方思想、宗族思想、个人思想甚发达焉；由国家等而上之，则世界思想甚发达焉”。而对处于两者“中间之一阶级曰国家者”则少有心得，故国家思想“发育濡滞，而至今未能成形”。两人所见当然也有不同，傅斯年的“中间阶级”较宽，包括了家族和地方，而梁启超却将这些都归于与个人同类的一头，特别强调“国”是最应重视的单位。

到“五四”时，梁启超的见解已变，主张“国家是要爱的”，但“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