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论“民国范儿”时，忽视了更多读书人 瞿骏谈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
责任编辑：宋宇 邢人俨
传统时代“教科”与“经典”基本合一。图为《伦敦新闻画报》所绘制的北京一所蒙学男校课堂场景。
（本文首发于2018年3月29日《南方周末》）
梁启超一句脍炙人口的“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于他而言是夫子自道和自我期许，但对万千读者，则是一生命运的改变和人生意义的转换、消解乃至虚无。
2017年底，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瞿骏的新书《天下为学说裂》出版。此书着眼于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书中闪现的洞见常让读者联想到很多时代。
作者描述出转型期“思想在路上”的情境，提出并回答了一系列重要且有趣的问题：“驱除鞑虏”主张背后充满歧义的民族意识如何被建构和接受；为什么辛亥革命被一些人视为不成功的革命；“思想革命”革出什么，“文化运动”动出什么？它们背后的共同关切是“学说”和“读书人”在转型期的作用。
在瞿骏看来，清末民初的“学说”常体现为“言辞“，而言辞有两面性。经历晚清民国的学人夏曾佑曾说：立宪派、革命派终日所言不过是欧美、日本的“粗迹”，对本国的历史、现实却看不见、不屑说。同时代的政治人物袁世凯却认为“人心由学说定”。李大钊也说：吾国革命，成功之速，世所罕觏，平心论之，清室非有凶暴之君，民军不过一旅之众，而黄鹤楼头，一呼百应，谓非由于国民思想之变化而何也？
搅动时代漩涡的读书人亦被大潮裹挟。以往学者多关注大知识分子在转型期的处境与作用，瞿骏却将目光投向寂寂无名的小知识分子：他们的求学成本；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希望与失望；他们与一呼百应的“时代巨子”不对等的竞争。
用瞿骏的话说，大家都在若有识若无识当中随着世界潮流走，寻找思想与文化的“定点”和“终点”几乎不可能，新思想随生随灭，“觉悟者”留下的只有怀疑。“怀疑一切”让读书人产生如蔡元培所说的普遍心态：常想用简单的办法，短小的时间，达他的极端主义。让情形更为复杂的是，思想革命背后常有“利欲”与“意气”之争，启蒙可能是生意，民国教科书也可能是生意。
《天下为学说裂》捕捉并呈现了历史的复杂况味。后人看到“必然性”的同时，也该看到复杂性。单线条的历史叙事妨碍人们对现实的理解，而复杂、多元的历史叙事是对这种理解匮乏的补益。
晚清比“五四”有趣，“五四”比后面丰富
南方周末：《天下为学说裂》让我们重新思考“言辞人”（注：美国社会学家埃里克·霍弗提出的概念，指善于宣传鼓动自己主张的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的作用。你引述的清末民初学说与其说是“学说”，不如说是“言辞”。相比西方而言，中国近现代转型凭借的似乎更像一锅“杂碎”？这期间有没有“学风”比较踏实的时候？
瞿骏：杨国强先生表达过相似的意思，他曾说清末反满意识是“在鼓吹之中化作了一地碎散的文辞，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办法串起来”。“裂天下”的&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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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吴悠